作者：关永强
编辑：沈梦菲
杨敬年（-），湖南汨罗人，汉族，曾先后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财政学系主任、经济学系学位委员会主任、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等职务，并任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国际经济学会、财政学会、外国经济学学会、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天津市政治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授予荣誉院士名衔，入载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澳洲和远东名人录》、《21世纪个杰出的知识分子》、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亚洲名人录》。
杨敬年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翻译家，南开大学财政学系的创办人，在全国最早引入和讲授发展经济学，他编写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和《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他翻译的《国富论》和《经济分析史》等经济学名著在学术界广受赞誉，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
一、生平简历和工作情况执着追求的四十年年农历十月十七日，杨敬年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大荆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幼年时因父亲外出不归，主要由外祖父黎贞（字葆初）抚育长大并启蒙读书。少年的杨敬年曾与外祖父和诗一首，以畅其志：“胸中一天地，心花亦作茵。况当上巳日，洗涤益清新。坚若苍松节，朗如白石筠。提笔学造化，酝酿太和春”。
年，在叔祖父杨志高的资助下，杨敬年得以到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年，经家人介绍，杨敬年与李韵兰女士结婚。婚后由于生计所迫，他曾休学一年，在家乡的初等小学任教，这一年他既要教书，又要抚养刚刚出生的儿子杨修慧，深感心力交瘁，偶然读到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四篇文章《论自尊》、《论自由》、《论冒险进取》和《论毅力》，大受鼓舞。初中毕业后，他继续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长沙）分校，被录取为步兵科学生，由于擅长演讲，他还被推举为宣传队员，并醉心于共产主义思想。正在此时，发生“马日事变”，长沙驻军许克祥宣布反共，杨敬年愤而离校，赴湘乡参加农会，因无法取得组织联系，只好在湘阴和岳阳教了两年高小。
年夏，杨敬年决定走出湖南，赴上海投考劳动中学，却因年龄太大而未被录取，于是在南京先后进了两个短期学校，直到年才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学习。大学期间，他参加中国文化协会举办的读书会，读到的王星拱的《科学概论》，张东荪的《哲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周鲠生的《国际法》，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和G.D.H.柯尔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几部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他后来多学科的研究视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政大期间，杨敬年经常订阅《大公报》，尤其爱读其中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周刊》。因此，年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进入仕途，而是选择报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被录取为第二届研究生，学习地方行政专业。经济研究所的学制两年：第一年学习科学方法论（陈序经）、地方政府（张纯明）、行政学（张金鉴）、财政学（王海波）、地方财政（李锐）等五门专业课程，除科学方法论集体上课外，其余均为导师个别指导；第二年实地考察和撰写毕业论文。所内师生关系密切，老师常请学生在家中吃饭，研究生也和老师一样每天到位于木斋图书馆地下室的经研所办公室上班。
杨敬年入学时正赶上欢送经研所创办人何廉先生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由方显廷先生继任代理所长。方显廷治学素以严谨认真著称，是当时中国工业化、经济发展和经济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杨敬年作为经济研究所第二届研究生的代表，经常与方显廷先生见面交流，在求学、做人、做事各方面深受其熏陶和影响。
“七七事变”发生时，杨敬年正在浙江考察地方行政和财政，随着战事的蔓延，考察无法进行，只好回汨罗老家。正当这时，他接到了方显廷先生连续发来的三封电报，邀他去贵阳工作。老师的关心令他深受感动，于是年携全家来到贵阳，在何廉、方显廷领导下的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此后不到一年，经济研究所的另一位老师张纯明先生从重庆来信，以更加优厚的待遇邀他去行政院工作，经过方显廷先生的劝勉，杨敬年决定转赴重庆，在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担任调查员。年，应时任农本局总经理的何廉之命，杨敬年又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和农本局人事室工作。年农本局被取消后，由经研所同学黄肇兴和老师李锐的介绍，杨敬年还相继担任过资源委员会钨业管理处总务室人事课课长和财政部秘书处荐任秘书等职。在此期间，他一直不甘于沉沦仕途，始终不懈努力，勤于学习，终于在年考取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
年8月,杨敬年和其他庚款留英学生一起从重庆出发，历时一个多月，于10月间到达英国，随后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哲学博士（D.Phil.）学位，着重于研究政治制度，属于牛津社会科学（Socialstudies）的政治学哲学经济学（PPE）专业。由于成绩优异，只经过两个学期的试读（probation），他就通过考核转为研究生（advancedstudent），跟随全灵学院的公共管理教授惠尔（K.C.Wheare）研究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问题。经过两年多的刻苦研究和在英国财政部的深入访谈，杨敬年完成了博士论文TheDistributionofFunctionsamongtheCentralGovernmentDepartmentsintheUnitedKingdom,WithSomeComparison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BritishDominions，随后顺利通过答辩，于年6月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牛津读书期间，杨敬年还曾被推选为牛津中国学生会主席和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主席，并于年率领由留英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还曾与部分在牛津和剑桥学习的中国学生共同发起和组织学术团体“民社”，研究探讨如何实行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
艰苦磨练的三十年年10月，应时任校长的恩师何廉先生之邀，杨敬年回到南开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教授。解放前夕，面对可以继续出国从事研究的机会，杨敬年认为自己是贫农出身，全靠投考公费才能一直读书，对新中国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时也曾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因而决定留在天津迎接解放，为新社会一展所长。
年1月天津解放，南开大学由军管会聘任的校务委员会管理，杨敬年担任校务委员，兼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又受命创办财政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不仅努力延聘师资，完善课程培养方案，而且与中央财政部订立合同共同办学，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财政人才。与此同时，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为改造思想，从头做起，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杨敬年还努力自学俄文，先后翻译了三部苏联学者的经济著作，并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马列主义夜大学的毕业证书，还到广东南海县参加了七个月的土改工作。
-年院系调整，南开财经学院七个系八个专业被合并为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一个专业，杨敬年和其他几位同事被编入新成立的财经研究室，但并没有固定的研究方向。期间，他曾与潘源来、李建昌和岳毓常等同事一起接受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委托的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整理工作，整理出的大量资料在三十年后才得以《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为题出版。
年8月，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年8月又被法院错误地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系的资料室接受劳动改造。在此期间，杨敬年多次遭受批斗，大量外文藏书被全部抄走，夫人李韵兰女士于年因脑溢血而半身瘫痪，他唯一的儿子杨秀慧也于年因急病去世。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杨敬年后来回忆说“当时使我能恢复心理平衡的，只有三个法宝，都是毛主席亲自送的。一个是不着急……三年管制，就当是害了一场大慢性病，既来之，则安之……一个是他所说的变坏事为好事。我要把强迫我去做的事情，如学习、劳动，变成我自己主动要做的事情，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个是他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深信我能战胜管制所带来的一切艰难困苦，但我还是要抱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当时的杨敬年曾写下这首诗，以抒胸臆：“十年如逝水，半百转蹉跎。顽体欣犹健，雄心信未磨。丹诚贯日月，浩气凛山河。大地寒凝肃，春华发更多。”
他坚信通过时间的检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定会给予他以公平的对待，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能把全部心力投入工作中，“应当作什么就作什么，能作什么就作点什么”。除了经济系和资料室的日常工作，杨敬年还参加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一书的选作和翻译工作，在2-4年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开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本知识》课程，先后翻译了《帕特曼报告》、《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分析史》、《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和《银行家》等大量经济学和政治学重要著作，并于—年对南开大学受国务院委托翻译的近二百万字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记录进行审核定稿。
潜心奉献的二十年年月，杨敬年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政治名誉，撤销了因右派问题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和给予管制三年和行政降级降薪的处分，并调到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工作。已经年逾古稀的杨敬年终于得以恢复了教授的名义，此后又从四级教授晋升为三级教授，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对此，杨敬年回忆说“然而我觉得我还是我，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已”。他还赋诗一首，来表达自己的心愿：“盈巅白雪不知愁，一片丹心步陆游。蜡炬春蚕功不灭，迎来光热遍神州”。
从年开始，杨敬年给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设经济专业英语课程，直至年完全退休为止。他一方面从英国《经济学人》等杂志选读学术性较强的文章，自己编印讲义；一方面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为原版教材，使学生从一开始就能接触到外国通行的经济学文献的文体，迅速提高阅读外文专业文献的能力，同时也丰富了经济学的知识。根据有些后来在国外深造的同学反映，深感在一年中花费在这门课上的时间和精力获益极大。
杨敬年先生这一时期更大的学术贡献体现在发展经济学领域。
1年，杨敬年就出版了《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一书，为引进发展经济学作了思想准备。2年，他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后来又陆续给研究生、大学四年级学生和世界银行援助的三届助教进修班讲授此课，并应国家教委高教司副司长季啸风之邀，先后编写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和《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这两部教材（列入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为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一书的撰写历时五年，三易其稿，出版后大受好评，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文科优秀教材奖，杨敬年也应邀在国家教委的《文科教材建设》杂志上发表《编写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一书的体会》一文，将自己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看法和编写符合中国需要、具有中国立场的发展经济学教材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学界的同仁。为了使中国发展经济学能够与国际前沿接轨，杨敬年在5和7年两次接待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教授来南开讲授发展经济学。其中，第二次还通过世界银行援建项目在南开设立讲习班，杨敬年担任HostProfessor，拉尼斯主讲，林毅夫翻译，由各大学选派教师参加学习，大大推进了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杨敬年承担国家教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课题“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综合分析”，撰写了《论经济发展的十大关系》一文，系统性地阐述自己对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看法；同时还发表了《论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经济发展与国家财政》、《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等多篇学术论文。他还从1年起招收发展中国家经济方向的研究生，到年共培养研究生20名，其中几位就曾将拉尼斯和费景汉合著的发展经济学名著《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一书译成中文出版。当时中国培养研究生尚在初创阶段，杨敬年曾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上发表《如何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习》一文，总结分享他在研究生教育教学方面的经验。
在此期间，杨敬年还在79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说“我感到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四十岁时得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八十岁时成为共产党员，都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但牛津博士只是求学的顶峰，共产党员才是做人的顶峰”。
年以后，杨敬年完全离开了教学科研工作，得以潜心探索，希望能够找到一根红线，把过去所学的东西串联起来，加以温习、整理，使之融会贯通。人性问题既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和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都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于是他用两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人性谈》一书，将自己平生所学融于一炉，从哲学、科学、政治、经济、伦理等角度对人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出版之后大受好评。
在90岁那年，杨敬年还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译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之一出版。与《国富论》的其他译本相比，杨敬年的译本有着鲜明的特色，不仅完全采用了现代语言，通俗易懂，而且在正文之外，还译出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国富论》研究专家坎南所作的全部页边提要和注释，并附有全书各编的导读，可读性强，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迅速成为了学术畅销书，十多年间连印16次，发行十多万册。
安宁祥和的晚年年1月，夫人李韵兰女士去世后，杨敬年一直和孙子杨华一家在一起，生活安宁而祥和。除了接待经常来访的友人、同事、学生和慕名而来的记者外，晚年的杨敬年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经济、政治、历史，无所不至，他尤其爱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即使是在百岁以后由于黄斑性病变而接近失明的情况下，他仍然每天坚持背诵古文、收听新闻和锻炼身体，经常通过有声阅读器收听图书，每周还和身在美国的学生邹玲探讨中国哲学。年，他还当选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年度“十大读书人物”。
在岁时，杨敬年完成了27万多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回顾平生，广受各类读者的欢迎，出版后八年间连续加印了4次。岁时，他又重新整理近年来自己对权力分配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两个人类社会根本问题新的思考，修订再版了《人性谈》，在初版基础上增补一万多字。
年月，为表示对《国富论》中译本的感谢，亚当·斯密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拜访杨敬年并致送亚当·斯密的肖像和《国富论》手稿影印件。年6月，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授予杨敬年“荣誉院士”名衔，杨敬年为此专门录制答谢视频，进行5分钟的英文演讲，视频在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网站播放。
年9月4日，杨敬年先生病逝于天津，享年岁。
二、主要著作和主要学术观点1.主要著作与学术观点杨敬年年在牛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与美国和英属自治领的比较）》（TheDistributionofFunctionsamongtheCentralGovernmentDepartmentsintheUnitedKingdom,WithSomeComparison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BritishDominions），考察了英国政府机构的整体结构及其各部门的职权划分，从政府运行效率的角度，分析了政府机构设置的依据、运行平稳程度及存在问题，对部门间职能划分的合理性以及机构重组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外，还参考美国及英属殖民地政府机构设置的具体做法和特点，并比较分析了与英国政府机构设置的差异。根据导师K.C.Wheare的评语，论文达到了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必须对知识作出原始贡献”和“适于出版”两个要求，当时圣体学院院长SirRichardLivingstone拨出专款，由杨敬年的道德导师Dr.C.H.Wilson请人润色文字，准备出版，后由于长期音讯隔绝，遂无下文。
《科学·技术·经济增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年。书中首先论述科学技术进步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关键；接着阐明了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介绍了具体的计算方法；再次分析了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最后阐述科学技术进步在未来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肩负的使命。本书的出版为引进发展经济学作了思想准备，表明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外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8年。本书是杨敬年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的代表作，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方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版后颇受好评，曾获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文科优秀教材奖。全书54万字，分为总论、资金、战略和综合四编，共12章，全面介绍了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用于发展的国内资金、用于发展的国外资金、技术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发展、贸易发展、人力发展、发展计划与市场调节、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作为我国第一部成熟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为了向学界同仁分享经验，杨敬年还在书末附录了自己编写《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的体会。
《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年。全书共61万字，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与《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是姐妹篇，编辑体例相同，可以互相补充，但又独立成书。选录文章60余篇，均由杨敬年自行翻译，内容完整。读者手此一编，可以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和最新发展一目了然，获得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
《人性谈》，南开大学出版社，年初版，年修订再版。本书是杨敬年先生晚年在反思平生所学的基础上完成的集大成之作，记录了他从哲学、科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对人性这一永恒话题的思考，包括从科学的角度看人、人性剖析和人性与社会三编。书中的主要观点包括：人为万物之灵，除了有感情之外，还有智力，能创造；人性就是需要，就是欲望，需要、欲望、情感、冲动是行为的动机和目的，而理性只是情感的奴仆，是为实现行为的目的服务的；善就是所有的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作为人的行为动机的仁义礼智，显然会导致善的行为，而作为人的行为动机的名利权势，则可能并且常常导致恶的行为，由于人有这两类不同的情欲，所以人性既是善的，又可能是恶的；人在征服自然界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处理人与人的合作方面则瞠乎其后；人与人的关系分为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伦理道德关系等，政治关系中的核心和两难问题是权力分配问题，经济关系中的核心和两难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迄今为止，人类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方面还是不免常常出现顾此失彼、畸轻畸重的局面；在伦理道德方面，要针对人性的现实，通过教育、公众舆论、个人修养和社会制度，发扬人性的善的趋向，抑制和转移人性的可能致恶的趋向。
此外，杨敬年的主要学术论文还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载《南开经济研究》8年第6期和9年第1期；《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十大关系》，载《南开经济研究》年第5期；《经济发展与国家财政：泛论发展中国家财政》，载王亘坚、梁尚敏主编《财政理论探新》，吉林人民出版社，6年；《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载《南开教育论丛》7年第4期等。
其中以《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十大关系》一文最能代表杨敬年先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他根据第三世界国家近半个世纪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提出并分析它们在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关系全局的普遍存在的十对矛盾：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展目标）、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资源配置）、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物资资本与人力资本、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发展战略）、外延增长与内涵增长（生产、效率与就业）、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经济管理体制）、发展潜力与发展实绩（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经济学与单一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建立）。在此基础上，他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自己对这些矛盾的解决方案，希望能够借此使经济发展的道路变得更加坦荡，有助于将第三世界国家从落后引向发达的彼岸。
2.其他研究成果杨敬年先生的主要译著包括俄文三种和英文九种，按时间顺序如下：
（前苏联）科伦诺德，《经济核算制原理》（俄文），十月出版社，年；
（前苏联）《苏联地方税捐》（俄文），财政部《财政半月刊》连载，6年；
（前苏联）《苏联国家预算》（俄文），由教育部组织，译成后未能刊行；
（英）詹宁斯，《英国议会》，笔名蓬勃，商务印书馆，9年；
（美）福斯特等，《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笔名杨延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年；
（英）克拉潘，《—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由傅筑夫约译、杨敬年译完，以傅的笔名傅梦弼出版，商务印书馆，5年；
（美）维克托·佩洛，《不稳定的经济》，以政治经济学系名义，商务印书馆，年；
（美）莱因斯多夫、埃特拉，《美国第一花旗银行》，以政治经济学系名义，商务印书馆，年；
（美）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以政治经济学系名义，商务印书馆，年；
（美）马丁·迈耶，《银行家》，商务印书馆，2年；
（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和第三卷前两章，商务印书馆，年、年（年台湾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本）；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年。
此外，—年六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每年承担翻译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的工作0万字，系所老中青老师全体参加翻译，由杨敬年最后审校定稿。杨敬年还组织王月等研究生翻译了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的《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并亲自校对，华夏出版社，9年。
三、治学方法和经验杨敬年先生生前曾将自己治学的经济教训总结为六点，兹录于下。
第一，要有宽广的学问基础。杨敬年从政治系到财政系和经济系，从翻译到发展经济学，晚年还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撰写了《人性谈》，学术方向的变动不可谓不大，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作为和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他宽广的学问基础。他曾多次指出，现代科学的细分对于学生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生而言并不全是好事，过度细化的科目会妨碍学生学习相邻学科的知识，也很难以全面的眼光来看待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他回忆起自己的求学和治学历程，在大学就读行政系时，就学习了政法财经文教各方面的几十门课程，大学三四年级时参加中国文化学会的读书会又精读了十部不同学科的名著。他经常怀念求学时期的南开经济研究所，谈起何廉先生创办经研所时所仿照的就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社会科学交叉互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当时何廉是财政学，方显廷是经济史，陈序经是社会文化学，而张纯明是政治学理论，张金鉴则是行政管理，这种多元化的学术气氛给当时在南开读书的杨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牛津大学期间，他就读的是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PPE），学习了三个学科的相关知识。正是这种综合的学术背景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能够在客观需求的风云变幻中站住脚跟。
第二，要有过硬的语言功底。文字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要能写流畅的中文文章，要有一门精湛的外文修养，才能搞好学问。杨敬年小时随外祖父读四书五经，至1岁已经文理清通。大学四年，又规定每年要读一部中文名著和一部英文名普，考试及格才能升级及毕业。后来又在英国留学三年。因此有较好的中英文基础。此外，他还曾自学俄文，翻译过数部俄文著作。
第三，要有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不论是读书、教书、写书、翻译或办学，都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否则就是自欺欺人，误人子弟。
第四，要有不断追求的治学精神。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杨敬年认为求知和创造是人类的天性，他自己年轻时之所以多次放弃进入政府或留在政府工作的机会，而要去苦苦追求学习，最重要的动机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其心的知觉灵明，就是尽心。人知性则可以使此性完全实现，使此性完全实现即是尽性。
第五，要有健全的体魄。杨敬年先生直到百岁以后，仍然坚持每天学习和锻炼。他曾提到“身体不好，学问再好也无从发挥。俗语云，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肖伯纳却说，健康身体是健康精神的产物。我同意肖伯纳的意见。”
参考资料：
杨敬年先生的自传《期颐述怀》（南开大学出版社，年）和他的《人性谈》等相关著述。
关永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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