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阿幸
今天我所要讲的主题是日本近三十年来的徐志摩研究状况。而在开始讲以前，想先叙述一下为何日本会出现所谓的“徐志摩研究状况”。因为大约30年前，当我开始研究徐志摩以前，日本所有对徐志摩的论述都是负面性的，非褒乃贬，非褒扬而是批判的，除了年，日本的中央大学教授，渡边新一先生的一篇名为《志摩的诗的周边》以外。因此不可能有所谓的“徐志摩研究状况”。
直到中国已经给徐志摩平反，恢复名誉，日本仍不见有评论徐志摩的文章出现。
回想30年前，我在早稻田大学中文系研究院，写硕士论文《徐志摩诗歌的浪漫性和音乐性》时，日本根本没有人研究徐志摩，直到中国已经给徐志摩平反，恢复名誉，仍然不见有研究徐志摩的論文出现。
众所周知，年12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呼吁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化以后，年9月卞之琳便在《诗刊》发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正式给徐志摩以正面评价。然后年10月30日邓小平更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上说：“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随后，评论徐志摩的论文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大学术期刊争相刊载。徐志摩恢复名誉了。
但在日本，学术期刊上仍然见不到徐志摩的关联论文。据我调查，最早对这个现象提出疑问的，就是上面所提及的明治大学的渡边教授。他在年3月号的《明治学院论丛》里一篇名为《徐志摩的诗的周边》的论文，第三页里叙述道：“我们日本人有的根本不读徐志摩的作品就简单地将他的作品看作‘资产阶级文学’，把徐志摩断定为‘无内容，不可取的文学家’，这都是因为受到徐志摩是被鲁迅嫌弃，并被彻底批判的人的，这一个文学史上的事实所影响。”
年9月号《诗刊》
直至年为止的日本的中国文学界对徐志摩的评价造成渡边教授这一感慨的，大概是因为他读到日本一本影响力较大的文学史著作而引起的。实藤远在年出版过一本《中国近代文学史》（淡路书房新社），就是对徐志摩持这一观点。他在该书的第14页里写道：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徐志摩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们的理论虽然在形式上可看作新文学，但在精神方面缺乏反帝反封建的气概……”，并且还列举了徐志摩的诗《灰色的人生》说：“这首诗形式上是新文学，但内容，创作精神却专为追求形式美，嗅不到社会的进步和追求民众革命的气息。从诗中只能听到逃避现实的，虚伪的叫喊声音。”
渡边教授所说的“我们日本人有的根本不读徐志摩的作品就简单地将他的作品看作‘资产阶级文学’，把徐志摩断定为‘无内容，不可取的文学家’这句话，可看作是对实藤远的批判。而实藤远之所以会对徐志摩做如此评论，据我推测，则完全是受到当时中国极左文艺界影响。对我的这个看法的佐证，有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的一番话。贾植芳教授在年2月《中国现代文学主潮》里说：“国外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尤其在苏联和日本……他们是以国际和中国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化（尤其是文化界的斗争）而定调……受限于中国文化界“左”的思潮和政策……”
当我年开始着手书写《徐志摩诗歌的浪漫性和音乐性》这个硕士论文时，日本没有任何参考书，所有的就是上面所叙述的对徐志摩批判的文字。近年虽然找到渡边先生在年又写过一篇名为《试论徐志摩——留英的诗人》，以及年的《年泰戈尔来华以及徐志摩》，但是当时我的调查能力有限并没发现这两篇论文。总之，除了渡边教授以外，日本学术界对徐志摩不闻不问，持否观态度，甚至连指导教授都对我写徐志摩很不以为然的样子。当时他对我说：“我的中国朋友说过徐志摩的文章根本没有研究价值。”但，这仍然没有令我因此改变初衷，我仍然念念不忘我对徐志摩的执着。所以当我还是选择写徐志摩时，就使我负了一个宿命性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那就是，我必须转变日本学者对徐志摩的评价。
幸好，那一年年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出版的《文学研究科纪要》第37辑里，中文系硕士班，很多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里，很幸运地我的论文要旨作为代表被收录进去了。或许这表示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教授们认为我对徐志摩做出的高度评价，言之有理。也就是我终于让指导教授认为徐志摩并非是一个不值得研究的文人了。可此后，我必须继续努力，以论文方式，对全日本的中国文学学术界，甚至所有学术界，展示徐志摩诗文的研究价值，把他的诗文的研究意义公诸于世。
那么为什么我要研究徐志摩呢。
加藤阿幸《徐志摩诗歌的浪漫性和音乐性》
为什么我要研究徐志摩我之所以要研究徐志摩，道理很简单，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散文和诗歌。当我还在台湾求学时，徐志摩如同空气般一样作为一个“实体”，普遍存在于我们周边的。年当我开始着手构思论文时，我思考，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会那么喜欢他的诗歌和散文。
台湾，不论是小学或是初中，教科书里都会有一两篇徐志摩的文章或诗歌。《我所知道的康桥》里的“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私语。春，你那快活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或者《再别康桥》里的那经典的句子，“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更是学生们最喜欢的句子。毕业典礼，总有学生在致词时，插入这么一句。
其实台湾当时报章杂志所写有关对徐志摩的文章，对恋爱问题的兴趣远比对他的作品的论述多，好像他除了一篇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和一首诗歌《再别康桥》以外，别无是处，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但当我要把徐志摩作为一个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而且还必须摒除例如指导教授对徐志摩持负面评价般的，一般日本学者对徐志摩的偏见以后，我努力收集海外以及阅读中国大陆那时已经陆续出版的徐志摩专著时，可说也给我一个对徐志摩重新认识的好机会。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中国大陆首次出现徐志摩研究热潮我也注意到中国文艺界对徐志摩的研究热潮，然后当我阅读到年蓝棣之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里写的一篇论文，《徐志摩的诗史地位与评价问题——从徐志摩诗全篇出版谈起》里，他所提起的一个问题，“徐志摩诗到底蕴含着什么什么样的魅力，使得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兴趣经久不衰，同时也使我们有必要再回过头来讨论徐诗的评价，徐诗的新诗史地位问题，以及徐诗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时，那个提问就变成我论文的主旨以及研究目标了。
我研究的结论，将在后面作答。现在先再继续叙述蓝棣之先生的一些话。
他在该文中，第页里说，“大学本科、电大、夜大的毕业生选徐志摩作为毕业论文题目的，仍不乏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他们出版的《徐志摩选集》乃是本市的畅销书。现在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徐志摩诗全编》，受到青年的热烈欢迎，争相购买传阅”。蓝棣之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四月号发表这篇文章时是年。虽然他说：“前几年，学术界曾经出现过好一阵子‘徐志摩热’，现在这一阵子热潮似乎是过去了”但事实证明，热潮并没有减退。
浙江文艺出版社《徐志摩诗全编》
自年代直至目前，徐志摩研究热潮并没减退其实，今天我们所以会在这里开纪念会，事实证明，就是因为徐志摩研究热潮没有如蓝先生所担心的那样，“似乎是过去了”反而在年之后，出现过更加炽热的徐志摩研究热潮。
这里容许我花费几分钟来查看最近20年，中国大陆各报章杂志，以及各大学学报的徐志摩研究论文数目。从中我们就得以知道，很令人可喜的，热潮不退。
据孙晓娅，董延武，应晓，朱林国等诸位老师们的统计（《中国济南徐志摩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页），从徐志摩尚在人世，诗文已经名声大噪的年到年的89年之间，讨论，研究徐志摩的文章，随笔乃至论文共有篇。
请各位观看我所统计的各个年度的徐志摩研究文章的数字：
年
12篇
年
13篇
年
20篇
年
9篇
年
19篇
年
10篇
年
15篇
年
7篇
年
14篇
年
9篇
年
11篇
年
10篇
年
17篇
年
14篇
年
10篇
年
17篇
年
7篇
年
7篇
年
8篇
年
13篇
年
22篇
年
22篇
年
25篇
年
13篇
年
25篇
年
26篇
年
13篇
年
17篇
年
19篇
年
9篇
年
48篇
年
15篇
从以上的数目得以查知，确实在蓝先生年指摘出现“徐志摩热”之前的年有20篇研究徐志摩的相关论文刊登在各大学术期刊以及大学学报，年有19篇，年有15篇，堪称“热潮”。但是可喜的是，此后不只是“热潮”没有减退，竟然一直持续，更见炽热。各个年度都至少有10篇以上發表。
年，有17篇，年也有17篇，年以后都有20篇以上，年竟然达到48篇。这就是最好的雄辩，热潮不退。
又在上个月，也就是3月初旬，接到张葵教授从法国寄来给我的徐志摩纪念馆刊行的《太阳花》第页，根据初仁先生收集《博客中国》编写的：《历久弥高：徐志摩并列“博客中国”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评选第一》，得知，徐志摩以评委29票与同是评委29票的艾青，胡适，戴望舒，郭沫若，穆旦，北岛，食指，顾城等10人并列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第一。在现代类别中，艾青获网络投票数最高票，徐志摩以票接踵其后。
《中国济南徐志摩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寻觅康桥的诗魂》
吴思敬教授对“经典化”所下的定义时间证明徐志摩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家，他的诗歌、散文是经典化了。若要给“经典化”这个词加上定义，这里容我借用吴思敬教授在《徐志摩在中国诗坛的地位及其诗歌的经典化问题》里，对“经典诗”所做的定义，即“凝聚了人类美好的情感与智慧，开引起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内容上有一定永恒性，艺术上有鲜明的独创性，能够穿越现实与历史的时空，经得住历史涤荡的优秀诗歌文本”。
今天我们在开纪念会讨论徐志摩，就证明徐志摩诗歌是吴思敬教授所说的，经得起时代考研的经典诗歌，才能传承至今。
为什么徐志摩诗文能得到经典化呢？那么为什么徐志摩的诗歌能够得到“经典化”呢，现在就要回到上面提到的，我如何回答蓝棣之先生的提问，“徐志摩诗到底蕴含着什么什么样的魅力，使得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兴趣经久不衰？”。我所得的结论就是：
1.徐志摩的浪漫气质和浪漫生涯。
2.徐志摩诗中充满对于“爱，自由，美”这一恒久不变的浪漫主义的热烈的追求。
3.诗中洋溢着中西合璧的音乐美。
而我最终指出，徐志摩的诗歌非常适合朗诵，许多年轻人，就像我念初中那样，大家都会喃喃念一句徐志摩所写诗歌，就是因为他的诗歌音韵性极高。所谓“诗歌音韵性极高”，具体来讲就是，诗歌的韵律均整，音调和谐。而所以能“韵律均整，音调和谐”，就是因为他诗歌的构造，借用了西洋诗型为骨干，按照英诗押韵法，调整节拍，更加入韵律性极高的中国古典诗歌之“双声、叠韵、排比、复杳”等诗歌之修辞法来加深诗歌的音乐性。
因为今天我的主题并非叙述何以徐志摩诗歌得以经典化，所以对我这个理论的形成，这里就如此点到为止，不加深探讨了。但是对于何以徐志摩能够创造这个中西合璧的诗歌形式，在我后面所例举的《近三十年来日本的徐志摩研究论文一览表》里第12我所写的《徐志摩与阿瑟魏里ArthurWaly》会再稍加详细地予以说明。
但是我在硕士论文里有一个或许该说是我的新发现的论述，今天特别在这里提出。所谓新发现，是我直到目前读过的所有徐志摩传记里似乎都还没有人特意提出来，那就是，徐志摩幼名“槱森”的“槱”（you，第二声）这个字的意思是烧木祭天。而他死于济南的泰山，飞机误撞山峰，燃烧了树木，飞机焚化空中，遇难而身亡。这不是真正的焚烧森林祭祀上天的，他的幼名“槱森”的最具体的实现吗？而且这样轰轰烈烈的结束人生的方式，更是他一直跟第二任夫人陆小曼说过的，陆小曼写在《遗文编就答君心》（年《新文学史料》第四期）里的一段话：“他一天到晚羡慕雪莱覆舟的死况……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得到雪莱那样刹那的解脱，让后人谈起就寄予无限的同情与悲悯。”叶公超也在《徐志摩的幽默》（年11月30日，天津《大公报，文学》）里说过：“徐志摩曾无意向我说过，他相信雪莱最美的时刻，就是他最后知觉的刹那间”。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徐志摩当他实现“想飞”的愿望，乘坐飞机，逍遥云端，然后又彻底实现父亲为他取的幼名“槱森”的意义，即，让所乘坐的飞机撞入泰山，焚烧森林，祭祀上天，获得刹那的解脱，享受最美的时刻。就如同他在《诗人与诗》一文里所说：“我最喜欢中国的李太白和外国的雪莱——因为他生平的历史就是一首极好的长诗。”他以实现烧木祭天的“槱森”这个幼名的意义，来完成他那神采飞扬又充满苦恼的“诗一般的人生”，他以自己的生命之终结来写完他最美的诗篇。
《新文学史料》年第4期
这个新发现，三年前徐志摩长孙，徐曾善博士（Dr.TonyHsu）来日本问了我许多问题里，我曾经告诉他，若要写传记，这一点直到目前还没发现有任何研究家提出过，应该写进去，我用我的非常幼稚的英文写了一个短短的报告，关于为何父亲为他取名“槱森”，以及为什么后来又改成“志摩”等。这里愿顺便一提，“槱森”是他父亲，取其名“徐申如”之中的“申”一字，加上“又”字，造成谐音，表明是他的儿子，即，又一个小“申如”的诞生，所以是“又申”。但不直接写成“又申”，故意取较有文学风味的“槱森”这两个字来代替。不想因而竟成千古恨啊。至于后来又名“志摩”是所有研究家众所皆知的问题，所以这里不再重复叙述了。（未完）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杭州徐志摩诞辰周年国际纪念会”上的部分发言，原刊于《太阳花》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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