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经济史著作中有关开滦煤矿的论述(英国人管理时期)涉及利润和经营效益时，只限于揭示其利润率大大高于中国人经营的其他煤矿。关于开滦煤矿在英国人经营时期之所以取得巨额利润的原因，一般则归结为享有种种特权。那么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特权呢?从引证的材料看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开滦煤矿的铁路运价低于民族资本煤矿的运价，二是仗势拒付各种税款，使其摊入每吨煤的税负低于中国人所有的煤矿。
开滦煤的铁路运价和税负问题十分复杂，并非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故这里只能作概要的说明:(1)开滦煤矿与北宁铁路在各时期先后订立多项路矿合同，开滦以优惠价格向路局定额供应机车用煤，路局方面则以低廉的运价保证开滦煤炭的及时外运(开滦有自备的车皮交铁路局使用)。20年代以前，开滦从这种协作关系中享受到较多的利益，其后运价提高，与其它煤矿的运价差别不大。(2)在英商据有开平煤田以及与滦州公司合并后，虽然有些年份因为矿权的争端曾有拒付或拖欠应缴税款的情况发生，但后来均已补纳，或以其它赔偿形式了结。开滦优于中国人所有煤矿者，主要是在政治动乱的社会环境中，无需负担军阀和地方政府各种名目的敲诈勒索。他们对联合办理合同中未加规定的任何索款，均拒绝支付。上述两个方面能否称之为特权，笔者尚难于作出确定的结论。但情况表明，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开滦盈利水平所起作用的程度是不相同的。铁路运价的相对低廉对开滦在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间获得大量利润不无影响。无需担负军阀和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则使开滦在—年间在同华北其它煤矿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开滦总经理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如果“由中央政府或任何地方政府任意在我们头上课税，则比起其它在中国经营的矿业公司来，我们并不会处于更好的状况。”但20年代末以至30年代这些条件的消失，导致同业中其它煤矿的竞争能力相对增强，开滦的市场环境恶化加速了其利润率的下降。所以这两方面并非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从历史的全过程中摘取一个年份或一段时间的数字并以之与其它煤矿进行比较，不能笼统地概括和代表整体，它既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开滦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平均利润高的主要原因，也无法全面解释开滦各时期利润率变动的趋向。笔者认为运价和税负的高下只是在某时期影响开滦经营效益的次要因素，而不是基本的决定性因素。如果颠倒主次，以偏概全，必致与历史实际相悖。在方法上则陷于片面强调事物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
一般说来，采矿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中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西方国家19世纪和20世纪初如此，处于相应生产发展阶段的中国更是如此。因而矿产品的价值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矿产品按照它的价值售出后，经营矿山的资本家就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其多寡取决于矿藏的丰度，开采的难易程度和运输条件等等。这部分超额利润是来源于对资源和土地的垄断，在通常情况下(西方国家均如此)，是以绝对地租形式归于矿山的所有者。但中国的情况则不相同。外国资本集团继承了老开平和滦州公司在清政府时期取得的优惠条件，只以极低廉的租价和矿区税即占有了矿区和秦皇岛的数万亩土地，并垄断了运输条件十分优越的开平煤田的丰富资源，这是其能在长期内取得巨额利润和维持较高利润率水平的基本原因。
虽然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开滦煤矿在一个长时期内利润水平比较高，但不应忽视的是其各个时期的盈利水平却有很大差异。有的年份股息率高达30%，而有的年份毛利在偿债和作各项扣除以后却出现亏损。不作纵向的比较，显然无法全面了解开滦的经营效益。那么这种利润水平的波动是不是由于前述税负的轻重和运价的变动所引起的呢?笔者以开滦历年的税负和运价作自变量，以利润水平的变动作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相关系数很低，说明税负和运价不是影响开滦煤矿经营效益的主要原因。
影响厂商经营效益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但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笔者认为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类:一是在生产规模的变动过程中，投入要素的组合是否合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节省，二是以产品价格起落的形式作用于企业的市场条件和厂商所采取的对策。前者属于生产范围，后者属于销售过程。这两类因素对开滦煤矿各时期利润率变化所起的作用如何，我们将分别加以讨论。
1.劳动和资本的组合。
在辨明了垄断丰富资源对开滦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总水平的关系以后，我们需要进一步重点分析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相对变动与利润水平升降的相互关系。在讨论的时限内，开滦煤矿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情况如下:
从变动趋势看，在/04-/37年间，开滦煤矿的资本有机构成经历了一个短期的上升后逐步下降的过程(图1)，而同期内开滦的成本利润率、资本利润率和股息率都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先是在短期内下降，而后上升，然后又下降的过程(图2)，其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曲线并非线性的相关关系，而是前期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后期则为同向变动。
为进一步辨明资本有机构成作为自变量，利润率作为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以前者的变动作为横坐标，以利润率的变动作为纵坐标，制成图3。
图3中各个点的分布虽然不十分规则，但大体可以看出:当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为1.7：1，亦以年为单位的煤炭生产总成本中摊入的不变资本部分约占63%左右，可变资本部分约占37%左右时，利润率最高(图内的中间区域)。而当资本的有机构成较高，亦二者的比例约为68%：32%，或资本有机构成偏低，亦二者的比例约为58%：42%时，利润率水平均相对下移，而二者中后者又低于前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图3如以资本有机构成为1.7：1处作一轴线，分布在轴线右侧的点大部分为考察时限内早期诸年份，轴线左侧的点则大多为中后期各年份，因此与时间的顺序相反。为了与时间顺序一致，特将横坐标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改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并根据最小平方法计算出截距和斜率，作直线A和B代表利润率变动的中间趋向，则得到图4。
图4所显示的趋势告诉我们，开滦煤矿在讨论的时限内利润率的变动与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相互关系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下降，资本利润率逐步提高，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达到1.7:1(或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为0.59：1)左右时，形成二者的最佳组合，利润率达到最高水平，其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利润率亦随之而下降。
由于开滦煤矿利润率的变动还受到市场价格的制约，而资本和劳动的组合限于生产环节，其变动直接影响的首先是煤炭的生产成本，通过成本的变动间接作用于利润率的变动。因此，为深入讨论劳动和资本的组合对利润率的影响，必须从其对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入手。
上图内平均成本曲线较之图2内的利润率曲线规则整齐，显示的变动趋势也更为明晰。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则，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就是规模经济，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就视为规模不经济。前者是指厂商增加其所有要素的投入量，而造成产量超比例地增加，后者是指厂商增加所有要素投入量后，产量没有按比例增长。由图5可以看出，开滦煤矿平均成本的涨落也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造成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的原因主要是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与资本投入比例的变化。在英国人接管开平煤田的最初几年，尤其是在与滦矿发生争端的年以前，曾投入大量资本用于兴建唐山和林西电厂、矿区工程和秦皇岛码头。—年的十年间，固定资产投资总计达.7英镑，合.4元。在/05-/12年期间煤炭生产总成本中不变资本摊入值以9.47%的速度递增。这就造成了英商开平公司初期每吨煤平均成本的上升，从而也导致了其成本利润率的下降。这一时期劳动的投入虽然从/06年以后也不断增加，但由于一时招募不到足够的矿工，所以可变资本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不变资本的增长速度。/09年度的总经理年报中说:“设备的生产能力超过了现在的需要，但随着产量的进一步增长，……这一不足之处即将归于消灭。”这一时期生产每吨煤的工资成本虽然逐渐下降(见表2)，但直至合办前大量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尚未发挥出来。/06—/12年期间工资成本平均约占煤炭生产成本的31.28%，而人均采煤效率平均每年只有.28吨，每吨煤的平均成本则为2.51元，开平和滦州公司合办后的近十年间，开滦的不变资本支出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13—/20年期间年平均递增9.99%，但其间固定资本支出却相对减少，-年的7年间只有元。这就使不变成本中，固定资产的摊提部分减少，同时，由于新并入的原属滦州公司的马家沟和赵各庄两矿刚刚建成投产，所以这一时期可变资本的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加。/13-/2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12.78%，这就导致资本有机构成较前期有所下降，工资成本平均约占总成本的39.67%,年人均采煤量上升至.93吨，摊入每吨煤的不变成本和工资成本均较前期节省(见表2)，每吨煤的平均成本相应下降为只有1.61元。/20年度资本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和股息率都达到最高峰。而这一时期的平均利润率也较前一时期显著上升，已如前述。由于这一时期，特别是/18-/20年度，成本最为节省，效率和利润率最高，确乎可以认为其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最为合理，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
但这种分析只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却在当时开平公司和滦州公司董事们的视野之外。开滦的经理人员为这一时期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大量投入所带来的效益所鼓舞，在他们与两公司董事会的来往函件中一致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既然是如此的便宜，供应又越来越充足，那么只要继续投入大量的劳动来增加产量，必将有更多的金镑和银元滚滚而来。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21—/28年期间，工资成本继续以10.68%的速度递增，8年之间由.4元增加为.3元，摊入每吨煤的工资成本也较前期几乎增加一倍，而不变资本支出的增长却下降为年率5.04%，8年间由.3元增加为.2元，结果造成这一时期年平均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上升为43.55%，而人均采煤效率则下降为.21吨，每吨煤的成本相应上升为2.44元，摊入每吨煤的不变成本也由于效率下降而有所增加。这一时期开滦平均盈利额虽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利润率却较前一时期有所下降。但由于这一时期扩大生产继续有利可图。一种追求最大利润量的冲动，诱使开滦矿方不肯就此止步。如果市场条件不变，厂商在这一阶段增加生产是理所当然的，开滦煤矿决策和经理人员的失误只是在于过度投入了劳动，从而造成生产要素组合的失衡。
直至/32年度开滦的工资开支较上一年度增加85万余元，而产量却较上年减少了近28万吨，从而导致平均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才使矿方醒悟过来。从年开始采取截减工人，限制打连班，每周停工一天等措施减少劳动的投入，同时加强劳动管理，力图节约可变资本的开支。8/29—/36年期间工资成本略有减少，使资本有机构成得以大体维持原有的比例。同时，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也使开滦可以选择“精壮”的矿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但由于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平均劳动效率进一步下降，人均采煤量减少为.98吨，摊入每吨煤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双双增加，这就造成吨煤成本上升至3.05元，利润率平均水平下降到英国人管理以来的最低点。其中/35和/36两个年度，开滦的毛利在进行了各项扣除后，甚至出现了少量的亏损。年1月开滦将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马家沟矿关闭。大幅度削减了可变资本支出，以提高经营效益，摆脱前所未有的困境。
以上所讨论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经营效益经常起作用的主要因素，至于次要的或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则是多种多样的。如:(1)从20年代初期开始，接连不断发生的罢工斗争和重大灾害事故，都对所在年份的生产和利润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说明这一点有助于解释这一时期利润率曲线的短期起伏;(2)有些矿区到二、三十年代已开采达50年之久，由于深层开采和工作面长距离横向延伸，使井下抽水、运输和提升的成本逐渐增加，采煤报酬递减的影响日益明显，成为后期利润率下降的一个原因;(3)包工利润的多寡影响开滦从矿工身上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与包工头之间分割的比例。包工利润的多少直接影响生产成本的高下。30年代在开滦利润减少的情况下，这一矛盾更加尖锐化，为此矿方曾调查过这一时期的包工利润，但在此以前则无案可稽，故无法系统考察其对开滦利润率的影响。
2.价格和市场。
年后，开滦作为一个外资企业，虽然可以抗御中国社会中很多超经济力量的干扰，并由于承袭开平矿务局、滦州公司既得的优惠条件，依靠雄厚的资本力量，使其在与中国其它煤矿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它既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营，就面对着与民族资本工矿业同样的市场环境。在这个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变化集中以价格变动的形式作用于企业，对开滦各时期的盈利水平产生影响。
/04-/37年间开滦煤历年平均售价的变动情况如下:
由上图看，在讨论时限内，开滦煤矿煤炭售价的变动与图1中所示利润率变动曲线并不一致。由前面讨论可知，利润率的变动不只受利润量变化的影响，还受到成本高低的制约。价格变动直接影响的是利润，通过利润的增减间接作用于利润率。因此，研究价格与利润水平变动的相互关系，必须从分析价格与利润的变动趋势入手。
从图6所示可以看到，价格与利润两条曲线的变化趋势颇为近似。若将开滦吨煤利润的变动趋势与吨煤成本的变动情况进行一下比较，则可以看出，二者基本上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当成本下降时，利润上升，反之亦然。这说明开滦并非根据成本变化加上一定量的利润来制定其销煤价格拿到市场上出售，而是售价与成本的差额决定各年收益的多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煤炭的售价对开滦而言基本上是一种外在的因素，它取决于既有的价格水平、需求的变化和竞争的烈度等方面。这些流通过程中的因素较之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对开滦利润水平的高低有更为显著的、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开滦的决策者从长远的经营战略目标出发，既便是在可以垄断市场时也不轻易提高价格。甚至降低售价，宁肯少取利润，以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以上两方面原因，在讨论时限内对开滦利润水平有何影响，我们需分时期具体加以分析。
在英商开平公司经营的/04-/12年期间，开平煤的售价在一度上升后是下降的趋势，从而造成每吨煤的平均利润也基本上是下降的趋势，利润率自然受到相应影响。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无论是在完全垄断还是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厂商的出售量增加就会引起需求价格的下降，平均收益是随着商品出售量的增加而递减的。但以此来说明开平公司这一时期煤炭的平均售价下降似乎对历史事实尚不能作出全面的解释。从开滦的档案记载中可以看到，只是在个别年份，某些竞争较为激烈的市场上出现了增加销量，造成售价下降的局面。年以前开平煤在本地和天津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其附近尚无一家近代煤矿能与之抗衡，沿海其它城市虽有日本煤的进口，但由于开平煤的运价便宜，煤质又好，所到之处日本煤均非对手。可是因为开平没有足够数量的煤炭应市，才使通过各种渠道供应的价高质次的煤炭得以占据这些市场。所以开平的经理人认为，中国沿海，特别是南方沿海的市场都敞开着大门，对开平来说，主要是生产不能满足需求的问题，特别是生产不能满足潜在需求即将转化为实际需求的矛盾。他们估计随着中国近代化工业和铁路运输等交通事业的发展，对煤炭的需求将迅速扩大。此外，在东南亚市场上开平煤也有足够的竞争能力。煤炭属于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作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主要能源当时尚无替代物。一般说来，它不随价格上涨而需求量等比例减少。但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开平并不以提高价格在短期内获取巨额利润为目标。而是一方面扩大生产能力，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从巩固现有市场，并逐步扩大其它销售市场的战略目标出发，力图保持煤价的相对稳定，实行薄利多销。“与其打算在小额生产上获致很高的利润，还不如削价以求增加我们煤的销售量，当然煤的生产越多，则生产成本越低。而我确信，我们就会在不长的期间掌握一个远较目前为大的市场。年8月10日在总经理那森致梁诚的信中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方针，“我们的政策一向是以极廉价的煤斤供应市场。我们认为象矿业公司这样一个大企业……多分红利，抬高煤价这样的行径，是我们避之不暇的。台端无疑了解，开平煤在市场上可卖得远超过本公司现行售价的价格，而我如按可以卖到的价格售煤，则本公司利润无疑将大大增加，不过为了遵行本公司总的政策，价格仅是微有提高。”这一时期开平曾着力开拓华北城乡手工业和生活用煤的市场，试图改变人们传统的生产和消费习惯，以煤炭代替柴草，以烟煤取代无烟煤。为此，开平采取了根据不同的需求对象制定不同价格的政策，以较低的售价供应这方面用煤。此外，在广州、香港和东南亚等新开辟的市场上，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以期将来销路扩大，获得巨撅收益。这种经营方针颇有寡头垄断的色彩，它不是通过短期内使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将利润达到最大限度，而是追求长期的最大利润。
经过连续6年的大量投资，开平的生产能力有了迅速的增长，供需的不平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年后，中国市场上出现的银根紧缺、营业萧条又一度使煤炭需求减少。抚顺煤矿由于日资的加入已开始在东北市场上排斥开平煤，迫使其削价出售，甚至有少量抚顺煤打入唐山、塘沽、天津等地市场。更为严重的是滦州公司的投入生产，成为开平的心腹之患，年开始两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为了迫使滦州公司的股东们屈服，开平公司决定在凡是滦州煤斤所到之处，均将开平煤的售价降至滦州煤生产和运输成本以下出售。为执行这一政策开平年收益损失超过10万英镑，这就造成—年期间开平盈利水平的逐年下降。但在开平公司看来，增加销售量以便充分利用已有的生产能力，以降低生产量的总成本，乃是在这种环境下最好的选择。
年开平公司与滦州公司合并后，由于消除了二者之间的竞争，并由于战时需求的扩大，使其得以不断提高售价。开滦的经理人员踌躇满志地声言:“我们在东方煤斤市场上是站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地位。我们所能销售的煤斤的数量，只为我们所能生产的和京奉铁路从我们矿区所能运出的数量所限制。”战后的经济萧条曾使开滦煤价一度下跌，但旋即回复上升。大战期间开滦的大量超额利润和引人注目的经营效益吸引了新的竞争者进入壁垒，近代民族煤矿业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煤矿大多分布在京汉、正太、津浦和京张铁路沿线。20年代的军阀混战对交通线的破坏所引起的运输混乱，虽然在个别年份对开滦煤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限制了开滦煤向内地渗透，但也阻止了这些地区各矿煤炭的外运，使之无法到开滦煤固有的市场上来竞争。由于求过于供，就使开滦得以继续在这些市场上提高其产品的售价。
“/28会计年度结束了。同时，包括8年间的一章也结束了。在这一时期中，中国曾因内战而四分五裂，……但是回顾既往，我们虽然一直处于混乱环境中，而我们所达到的繁荣程度一般说来仍甚显著，我认为这是值得庆幸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关内其它大企业相比，以我们所遭受的损失为最少。”/12-/28年期间，开滦煤的售价逐步上升，由每吨3.07元增至5.58元，利润量也相应扩大，并于/28年度达到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中国煤炭业中的竞争虽然日趋激烈，迫使开滦由面对一个近乎可以由它完全垄断的地方市场和可以任意进入的沿海市场，转变为垄断竞争(寡头竞争)的市场，但开滦通过成立协议与日本及其它煤矿主划分势力范围，得以在其主要销售区域内限制其它煤矿的销售额，操纵市场价格，使之保持原有水平，并有所提高，获取垄断利润。
在指出上述种种具体原因后，必须说明的是:造成这一时期开滦煤价上涨的基本经济条件还应归结为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对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大。直至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交通运输工具(铁路机车、轮船)以及电力工业仍以煤炭作为其主要能源，这些部门的进步为开滦煤提供了市场。
8年后开滦煤的价格在经历了一次短期的下降和回升后，从年起大幅度下跌，到/35年度降至平均每吨只有4.24元，比/28年度减少1.34元，同期由于成本上升导致利润量和利润率都大幅度下降。这一时期开滦煤炭价格下跌与世界和中国总的经济状况有关，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军阀混战的局面渐趋消逝，初步实现了国内政治的统一，铁路运输逐步恢复正常，内地煤斤得以外运，民族资本煤矿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对开滦煤的竞争能力加强;(2)到年，长达17年之久的开滦与日本煤矿主关于远东煤业市场的协定宣告结束，垄断为公开竟争所代替;(3)年开始波及中国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生产衰退和城乡居民购买力下降，煤炭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不景气，(4)大批中小民族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使用的动力从20年代开始逐步由蒸汽引擎改为电力，提高了能源利用率;(5)这一时期轮船开始改用石油作为燃料。此外，一些工业部门和铁路、轮运煤耗的减少，也降低了对煤炭的需求。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开滦煤的销售量锐减，存煤增加，产销矛盾尖锐化。
由图7可以看出，20年代以前开滦煤的产量和销量曲线基本上是平行上升的，年后产俏矛盾己经出现，但在年以前尚不突出，进入30年代后矛盾激化，有的年份产量竟比销量高出万余吨，造成开滦存煤大量增加。由于存煤过多占用了大量经营资金，使开滦在英商经营30余年后首次出现流动资金困难，不得不停止向两公司支付红息以解决财政困难，但摄于双方股份持有人，特别是滦矿董事会的压力，不得不以低价售出存煤以解决流动资金的不足，分发拖欠的红利，以平息股东的怨言。煤炭这种商品的供给弹性是比较小的。所谓供给弹性小，不仅指的是由于资源的限制使资本不能随意投入和已经据有资源的矿山需要在投资后较长时间才能形成生产能力。除此之外，其供给弹性小还表现为压缩生产规模的困难和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开滦不得不减少生产，这就造成生产能力的闲置，摊入吨煤成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管理费用相应增加，规模的不经济导致利润的减少和利润率的下降。
在分别讨论了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市场条件的变化在各个阶段对开滦经营效益的具体影响以后，为了全面、准确地辨明前者对后者的作用程度，我们以资本有机构成和吨煤价格作自变量，以成本利润率作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复相关系数为0.。统计分析的结果证明前述经验的观察和判断是可靠的。
作者简介：王玉茹
年生，年12月初中毕业于天津市南开中学并留校任教
年2月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级政治经济学专业
年1月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任职于天津商学院（现天津商业大学），任助教，讲授政治经济学
年9月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任职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专业助理研究员
年晋升为副研究员
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年晋升为教授
年任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
曾先后赴日本上智大学、早稻田大学、一桥大学作访问学者。应邀赴美国、英国、日本、台湾等地讲学。
主要著作：
1.《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年12月。
2.《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合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年3月。
3.《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年5月。
4.《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合著，本人为第一作者），陕西人民出版社年5月。
5.《世界市场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产业结构模式研究》，（合著，本人为第一作者），人民出版社，年11月。
6.《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年12月。
1.《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第一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年12月。
2.《中国经济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年1月。
1.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2期。
2.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考略，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4期。
3.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利润水平的变动，载《近代史研究》年第4期。
4.开滦煤矿的经营效益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4期。
5.DualStructureandEconomicGrowth—AComparativeStudyontheModernizationofJapanandChinas-s,TheSocialSciencesReview,Vol.36,No.3,WasedaUniversity,March.
6.CapitalFormationandOperatingProfitsofKailuanMiningAdministration,ModernAsianStudies,Vol.28,PartI,CambridgeUniversityPress，Feb..
7.近代中国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初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4期。
8.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2期。
9.中国近代物价总水平变动趋势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2期。
10.近代中国における主要物価指数の作成，载《中華民国時期の経済統計：評価と推計》（日本文部省重点研究项目：亚洲历史统计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一橋大学経済研究所，年2月。
11.中国近代政府行为的特征及其对国家工业化的影响——关于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载《南开经济研究》年第1期。
12.中国近代的市场组织和交易成本，载《近代史学报》第1辑，年3月。
13.世界市场的扩展与中国近代市场制度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2期。
14.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周期波动，载《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年1月。
15.城市物价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5期。
16.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实力变化，载《金融研究》年第9期。
17.购买力评价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初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年第3期。
18.投资环境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限责任制度发展的历史反思（合作，第一作者），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
19.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合作，第一作者），载《清史研究》年第1期。
获奖情况：
1.硕士学位论文“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经营效益分析”，获南开大学年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一等奖。
2.论文：DualStructureandEconomicGrowth—AComparativeStudyontheModernizationofJapanandChinas-s（二元结构与经济增长——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日中两国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获天津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青年佳作奖（年）。
3.论文“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荣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年）。
4.专著《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荣获天津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年）。
5.著作《中华文化通志》（本人参加百卷之一《工商制度志》的编写）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年）。
6.著作《制度变迁与近代中国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荣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年）。获天津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年）。
7.论文“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周期波动”获天津市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年）。
8.论文“城市批发物价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获天津市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biyelunwena.com/lwzy/4206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