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修晓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博士论文题目：《京长政治：制度转型与组织内部权威关系的变迁——以“单位”研究为视角》
没想到后记的写作竟然比论文本身还要艰难。这源于三年前写完硕士论文后碰到的一个难堪：同学们普遍对我论文的内容不感兴趣，却一致认同，后记是全文最出彩的部分。我始终都对自己的学术能力缺乏必要的信心，故一直以来羞于写作，不敢表达，总怕贻笑大方。直至现在，洋洋二十余万字的堆砌，不仅丝毫没有填充我的心虚，反而更加惶恐忐忑。难道，我要重蹈覆辙，用短短的一篇后记，来笨拙地掩饰和弥补这篇论文的苍白和无力？真若如此，那我岂不是又陷入了另一种被动，以至于无论结果怎样，我都难免再次尴尬？好在，与三年前相比，这次至少有鲜活的生活事件和精彩纷呈的故事，读起来不至于那么的枯燥乏味。
同样是在三年前，路路老师看完我那干巴巴的纠结文字之后宽容地说：说得确实有点道理，但你至少要给我一个（经验）证明。三年之后的今天，我以这篇依然充满痛苦和挣扎的文字作为一个交待，勉强算是对三年前那些恍惚呓语的“实证”。
其实，如要更好地实现三年前的“未竟之事业”，最好的策略，是回到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做点“家乡社会学”。一直以来，我也总想以自己的出生背景做点什么研究，甚至于很早以前，就强烈地感觉到，我的家庭，就是“乡土中国”和“增量改革”在当下急剧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一个鲜活范本。而后来，选择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单位”作为寄托寻求“证明”的田野，却是迎面扑来的生活遭遇之流不断冲击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现在回头看，似乎仍能回到当初的原点，因为体制外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终究还要取决于体制内的走向。所以，就把这三年走过的路，看成一种迂回战术，当作“曲线救国”了吧。
三年前，我用一个充满浓郁后现代味道的比喻，把人类的文明埋汰成一串零乱的脚印；三年后，收获了更多历练的我，想借用有信仰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来总结过去三年自己的生活：一路走来，皆是恩典。变了的是眼界，不变的是内心始终充满的感激。三年前，我用一句“Ittakesavillagetoraiseachild”来形容帮助我的人如此之多。三年后的今天，这个“村子”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首先要感谢的，是路路老师。三年来，李老师对我的帮助和影响，现在是无法估量的，也是天资迟钝的我一时难以消受和吸纳的，也许在今后的若干年、甚至一生的时间里，我才能逐渐细细体会。论文中浸含的心血不需多说，无数次多则半天、少则个把小时的讨论，把我一步步引上了学术的正途：小到如何做文献综述、怎么分析田野资料，大到研究思路的把握和最终结论的斟酌，李老师都手把手地教导、启发我这个未入门的愚笨学生。甚至连田野点的选择和进入，李老师都亲自出面，帮我扫清障碍、铺平道路。虽然由于自己的木讷和不善交际，最终的田野产出不够理想，但要没有李老师的前期辛苦铺垫，恐怕就连这点资料也难以获得。李老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在行政杂务缠身的情况下，每有空闲，就打电话叫我们去办公室讨论论文，一讨论就是好几个小时。多少次，李老师不到七点就给我打电话，让经常睡懒觉的我汗颜不已。不止一次，我跟苗大雷说，作为学生，我们都不及李老师勤奋，以后要多努力才是啊。我生性懒散，做事拖拉，总是捱到最后才逼迫自己硬起头皮去写东西。每当玩耍之际接到李老师电话，必定心存愧疚，狂汗不止。日后当多加自律，更加勤奋为是。跟随李老师三年，却总觉没有学到皮毛。这篇论文是我照葫芦画瓢的一个习作，不成样子，遗憾之处，只能留待日后再做增补。
感谢答辩委员会的刘世定老师、邱泽奇老师、吴忠民老师和刘少杰老师，他们对我这篇论文的指点让我开阔了思路，同时对自己的不足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刘世定老师是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关于单位特殊性的一系列追问，帮我澄清了好几个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刘老师是我一直敬重的学界前辈，任何问题经他一说，就立即有了意义（makesense）。邱泽奇老师同时还是我论文的校外评审专家，他关于组织内部两种力量角逐的思考，以及针对“结构性差序格局”的发问，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论文答辩给吴忠民老师带去了很大的麻烦。吴老师“临危挂帅”，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他关于国有企业非市场性行为的提问，给我今后的研究指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刘少杰老师同时也是我的论文评审专家，他关于仪式性资源和“单位社会”消解的点评、提问，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自己论文的研究意义及对组织内部分配机制的挖掘。
感谢刘精明和于显洋两位老师在论文开题时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来京五年，刘老师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在找工作最困难时期，帮我联系做博士后，心中感谢，不多表述。于老师还是我论文的评审专家，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独到、精辟的意见。他一直强调组织社会学要加强对正式组织的寻常型白癜风的偏方白癜风有哪些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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