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成立40周年。为了记述学会40年来奋斗和成长的历程，展现学会人求索和奉献的风貌，我们将陆续刊载参与学会创立和发展各阶段亲历者的纪念文章。
今天刊出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李钢副会长的文章——《国贸学会伴吾行》。
国贸学会伴吾行
李钢年是辛丑牛年，喜迎学会40周年。我作为50后这一代的一员，完整地陪伴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在校园里迎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了校门走向社会大舞台，为改革开放呐喊，为发展繁荣奉献，见证了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变化。而我本人的经历可以说与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和联系，学会伴我成长，我也为学会作出了些微薄的贡献。一、初识学会，征文获奖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毕业，在众多部委的岗位中，最终选择了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贸研所，现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研究工作。除了在-年初被派往国外常驻过4年零7个月外，我一直在科研工作岗位上没有离开过，直至年退休。刚到贸研所，在苏联东欧研究室（办公室）主要从事双边经贸关系和苏联东欧外经贸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后者是为我国外经贸改革提供经验借鉴。由此，我也结识了中国外贸研究室的前辈李维成（时任中贸室副主任，后任外经贸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同辈的李雨时（时为中贸室研究人员，后任外经贸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后任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也是上一届国贸学会副会长）和边振瑚（时为中贸室研究人员，后调到北京国际贸易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原中国食土进出口商会会长，本届国贸学会副会长），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大为受益，遂逐渐转向对中国外经贸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当时，外贸部里设立了体制改革办公室，由李岚清副部长及周小川（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直接领导。部体改办内设体改处，还分别在财务局和贸研所设立了体改处，在时任苏东室主任陈龙珠研究员的大力支持下，我也成为贸研所体改处的一员（李维成为处长，李雨时为副处长）。年4月—9月，国贸学会组织了首届“中国外贸发展与改革”征文评奖活动，我和同期到贸研所的金柏松（人民大学工经系研究生）商量参加征文的题目，因当时外贸改革正在进行之中，早期各地争夺货源，蚕茧生丝等争夺大战正起，各方争相降价，“肥水流入外人田”的现象屡禁不绝。因此，我们期望用贸易“贫困化增长”的理论来阐释这一现象并提出对策。金柏松提出我国现实是否存在过度贸易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视角很独特。在随后的讨论中，我认为如何看待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还是要以动态的观点考察，不应偏废，由此确定了我们参加征文的题目《论过度贸易与适度贸易》。在之后的讨论中，边振瑚（吉林大学世经专业研究生）、邱平（人民大学贸经系研究生）、徐斌（南开大学世经专业研究生）也加入进来，最后由我执笔撰写了这篇论文参评。首届征文是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国际贸易论坛》编辑部与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编辑部共同发起，共收到应征论文多篇，设优秀论文奖和纪念奖。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最后共评出获奖论文37篇，其中优秀奖有13篇，纪念奖24篇。要知道，首届获奖的作者中有不少是这一领域知名的学者型领导和专家，如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的季崇威（曾任该中心副主任）、社科院财贸物资研究所（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前身）的袁文祺（时任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陈家勤（时任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后来成为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李晓西、王振中等。我们的这篇《论过度贸易与适度贸易》论文荣获优秀奖，是对我们这些刚刚踏入外经贸领域大门的青年学者的莫大奖掖和鼓励，同时更是鞭策。首届征文活动结束后，学会领导李树林（时任秘书长，后任副会长）要求写一篇征文综述文章。在雨时兄的引荐下，时任外经贸部体改办综合处副处长的张松涛（也是首届征文活动发起者、优秀论文作者，不久后任学会副秘书长）找到我写这篇综述。首届征文参评的作者又处于改革开放领域一线的司处级领导（外经贸部、国务院机电办）、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的领导、大学和科研机构、外经贸企业等，大家都聚焦在外经贸领域的改革上，建言献策，应当说这对我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我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以获奖论文为基础，将所有参选作品有价值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整理，写出了综述的初稿，经过张松涛同志润色修改后成文上报（可惜这篇综述文章已经找不到了），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同年12月10-13日，我作为获奖者代表参加了在北京怀柔召开的首届“中国外贸发展与改革”征文研讨会，大家就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和外贸发展战略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至今我还记得李强部长（学会名誉会长）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的口音太重，只能听懂大概）。◎年作者（后排右6）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做《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报告征文获奖之后，我本人的研究就愈益聚焦在中国外经贸体制改革上面来了。年，中央提出要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国家计委的王健同志提出“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构想，一时间学界和舆论界进行了热烈讨论，但不少人将二者混为一谈。为此，我和边振瑚两人合作撰写了《评“国际大循环”》的文章（刊发在新华社内参上），对中央提出的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学界“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构想进行了辨析，认为中央提出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学界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澄清了二者的关系，得到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肯定（批示），对“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舆论宣传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在此之后，我作为贸研所体改处的一员成为会议联络员，参加了年外经贸部在香山饭店举办的外贸体制改革会议。本次会议确定了-年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的方案，并且分两批（沿海一批、内地一批）发布了实施方案。在此之前的年，外贸体制改革被称为“条条改革”，-年的外贸体制改革被称为“条块结合改革”。由于此次改革主要面向省级地方政府下放外贸经营权，根据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得到外汇分成（超过计划出口部分的外汇，中央与地方倒三七分成），因此，这次改革也被地方主管官员高兴地称为“发了大红包”。可见，下放外贸经营权不仅迈出了关键一步，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热烈欢迎。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仍然历历在目。年学会工作要点中提出，研究关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和我国外贸出口发展战略的规划及其实施问题，随后成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课题组，时任中国外贸研究室副主任的李雨时任课题组负责人，我本人也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课题的研究与撰写工作（其他几位成员为国际贸易研究所李健、陆燕、赵玉敏）。该课题摘要发表在年第二期《国际贸易论坛》上，题目为《90年代世界经济贸易形势与我国外贸出口发展战略》。有意思的是，按照“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求，90年代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在6%左右，到20世纪末达到比年GDP翻两番的目标，我们提出在此期间外贸出口年均增速应高于GDP2~3个百分点，即年均增长8%~9%。据此，根据回归模型预测，年，我国外贸出口额将达到亿美元，占GDP增加值的17%~20%，而后来实际数据达到亿美元，约为预测值的两倍，占GDP增加值的23%。由此可见，依靠模型作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预测与实际偏差太大，有些不靠谱，甚至会离谱。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经济计量分析作为工具的作用。中国外贸改革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复关入世。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秘书处递交了中国复关申请，随后GATT秘书处成立了中国工作组。中国于年向中国工作组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初期的谈判是由沈觉人副部长（学会第6届名誉会长）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他在年1月12日学会举办的“关贸总协定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研讨会上作了《关于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参加新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若干问题》的演讲。应当说这篇演讲对我后来研究我国外贸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加入WTO后，由江泽民主席题写书名、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亲自主持编写、沈觉人副部长负责组织制定写作框架及文稿修改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一书，我本人也有幸参加了该书书稿的部分撰写工作，这是后话。当时国务院成立了由张劲夫国务委员主持的复关部际协调小组，经贸部也有一个协调小组。当时的部领导建议在我部贸研所和上海外贸学院分别组建关于我国复关问题研究小组。贸研所的研究小组由综合研究室吴家楹教授挂帅，配备有几位年轻人。年9月-年7月，我在对外经贸大学外贸英语系进修英语，回来后，我就调到综合研究室工作，我也有幸参与进来。之后，我连续撰写了一些复关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文章，特别提出关贸总协定的相关协议与规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照系，相关文章一时引发学界热烈讨论。-年6月，我多次受邀与薛荣久教授、易小准（时任外贸部国际司处长）一同赴各地进行宣讲复关问题。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个人的第一本专著《从“富人俱乐部”到“经贸联合国”》（实为普及型关贸总协定读本）。同年，我还与吴家楹教授、于维香研究员合作出版了《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8月），时任中国复关谈判首席代表谷永江副部长等为该书题词，该书26章，我本人撰写了24章。二、再会学会，荣膺评委年下半年，我被派遣出国常驻至年初回国，不久被评为研究员。回国后我也一直转载请注明：http://www.biyelunwena.com/lwjc/4263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