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往期文章，请见文末链接）
文刘中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轰……”，可能由于尚不习惯起飞时那种瞬时失重感，也可能由于预感到此番田野行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飞机离地的一刹那，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虽然作为著名学校的著名研究所的著名教授的一名博士生，性田野工作应该是必修课，但是一想到自己马上要潜身到红灯区中，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就会莫名而生……飞机开始快速爬升，整个座舱已经大幅倾斜。这时候，我不得放下手中已经翻阅了几遍的《金赛传》，悄悄地抓紧座位两边的扶手……书虽合上，但其中一个场景却不断回闪：年轻的动物学博士曾就如何坚持做性学研究求教于他的导师，金赛得到的答复既简洁又明了：医学专业背景；已婚且有子；不断小有学术成就。严格比照性学研究的三条传世“投名状”，除了已婚之外，当时的我顶多算一个彷徨无助的叩门者。实话说来，我当初选择性人类学（准确的专业名称叫性与性别的文化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一方面多出于功利性的考虑，我曾自作聪明地认为此为冷门，好考，然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最起码我是用了“洪荒之力”。另一方面也有些“励志”成分，我大学所学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基础，年轻时曾立志效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写作出一本惊世骇俗的《性、爱情与婚姻的起源》长存于世。不过，当时我除了拥有这个现在看来有点“痴人说梦”的学术理想之外，在专业研究上并无任何建树，甚至都没有独立完成过一个像样的民族志。即便如此，对于素来自恃小有才，也有一点肤浅，还有相当桀骜的我来说，坚信凭借自己的天分，即使此行遇到一些麻烦，也只会成为我学术路途中高歌猛进的“背景”和“点缀”。随着飞机慢慢平稳，为了做到“有备无患”，我在脑海中不断地“模拟”今后几天内可能遇到的各种场景，并一遍一遍地构思着当时自己能够想到的最完美的应对策略。我当时曾经设想：刚下飞机，就会有人专门来迎接我们，因为我们此行的官方身份是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国家项目办专家。我当时还曾经设想：对方会提前把目标人群按照我此前已经发给他们的相关要求为我们“安排”妥当，以至于年龄大小、场所类型、健康程度等都替我们考虑周全。“这位先生，您需要喝点什么？”要不是东航空姐甜美声音的打断，我也许会一直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好中。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师生一行四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K城。迄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虽然K城一年四季如春，气候宜人。但是飞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我并没有感受到心目中预想的“暖风扑面”，最起码没有我预想中的“热度”。下机后等侯了许久，我们才接到当地项目办工作人员电话，因为临时有事耽搁，不能前来接机，对方让我们自行前往驻地。那是我第一次到K城，记得当时的K城机场离市区很近，兴奋中的我还来不及好好领略沿路的民族风情，出租车已经停在宾馆门口。实话说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迄今我能够记起的只是一些片断和场景。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仿效美国人类学家Patton在《GrandCanyoncelebration：Afather-sonjourneyofdiscovery》中的叙事方法——为了使分散的细节变得连贯，他将与儿子共游大峡谷的几天内发生的谈话压缩在一个晚上，并重新编排了谈话的顺序，最终形成了一个经典自我民族志。在保证基本情节和故事逻辑不变的前提下，我也对那次K城田野工作的具体情节和片段进行了重新组织编排，并把近半月的经历放置在七天之内。
目录
01.第一天
02.第二天
03.第三天
04.第四天
05.第五天
06.第六天
07.第七天
08.多余的话
第一天我迄今依然清晰记得第一天晚饭过后，我们并没有任何的“预调查”或田野模拟准备，便直接被“带到”K城中心区的一家中等规模夜总会。那家夜总会的样子和名字我都已回想不起来，但是在这家夜总会的经历和感受，也就是我第一次正式进入红灯区的“遭遇”，即便多年之后，依然历历在目。或许因为此前在这家场所内进行过类似的艾滋病宣传干预工作，或许项目办工作人员与这家场所的负责人异常熟络。在值班妈咪无比热情的招呼下，我们被邀请进一间霓虹闪烁的包厢内……场所内有说、有笑，但是没有我希望中会看到的迎接场面；包厢里有烟、有酒，但是没有我预想中会遇到的被访小姐。因为时间尚早，值班的妈咪解释场所内的小姐还没有大规模到来，让我们稍安毋躁，静心等待。为了不冷场，当地的陪同人员努力地活跃着气氛，不断调笑着同行师姐师妹的美貌，由于天生书呆子气十足，加上当时阅历太浅，我根本就插不上话，角落中略显落寞的我俨然成了局外人。也正因如此，当我一个人有点逃离似地中途离开，并没有多少人注意或在意我的离开。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在场所内东看西瞧，好奇心得到了很大满足。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的言行恰当、举止得体，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定不会被“怀疑”。现在回想，当时不仅“无知者无畏”，而且有点“自视甚高”。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闯入”之所以横行无阻，多是因为场内的保安和服务生大致知道我的身份和来历，所以并未出面阻拦。我此后相似的田野工作中，只要是没有当地人的“陪同”，都无一例外的会受到盘问、阻止、驱逐，甚至恐吓。看到隔壁包厢内有三两位小姐在那里闲坐。按照此前一些教科书上交待的方法，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介入田野的时机。虽然我此前并没有以研究者身份直接接触小姐的经验，更不知道我的第一次的访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想到既来之则安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尽管忐忑，但还是走了过去……在我想象中，当走近她们之后，她们即便不会主动和我打招呼，最起码也能够出于礼貌让我坐下来。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当我走近的时候，她们竟然把我当空气一样，刷着厚厚粉底的脸上察觉不到一点点的变化。我当时有点窘迫，不知道到底是该张口发问还是转身离开。沉默了足有一分钟，我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小妹，你现在有空吗”。结果，仍然是没有半点回应，哪怕是一声拒绝和推脱。可是刚才我亲眼看到，也就是十五分钟之前，至少她们其中的一位被妈咪喊到包厢中，要求她们配合我们的调查，她们也曾爽快地答应了。所以，我想她们即使不主动、不热情，也应该有所反应呀。可是人家就是不搭理你，这可如何是好呀？幽默或者自黑是化解访谈尴尬的重要手段！这是我做案头工作时，一些社会调查高手的谆谆教诲。想到这，灰头土脸的我只好提高了声量：“人来了都不理，嫌我不帅？”“你帅不帅关我什么事，我只关心钱帅不帅”。我至今记得，对方说这句话时语气冷漠的程度，足以让周围的空气冻结。一时间，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甚至无法呼吸。好在这时候，当地项目办的工作人员适时地出现了。或许是因为怕我发现他们工作中的纰漏，也或许他们担心我不懂场所规矩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反正，不管怎样，他的出现确实给我解围了。不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接对方的话茬。“这位是从北京来的刘老师，是来做艾滋病场所干预评估的”。当地项目办的官员用浓重的地方普通话一字一顿。此时，包厢内的小姐们已经有人开始不耐烦：“这管我什么事，我又没病……还从北京来？挺大个人，干点正事不好吗？”多年之后，我都很难忘记那种被人当面直接羞辱的感觉。她们的语气和表情分明是在大声公开宣布：我不仅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而且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当头一棒！我当时应该是彻彻底底、完完整整地懵了、垮了。现在回想起这些场面，我都不能“平心静气”，甚至不愿意去主动回忆。但是翻看当年的调查手记，却又发现自己“专业”和“执着”得不可思议。比如，当晚的调查手记中，我还反复地思考：到底是对方真的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自信，还是我问错了问题？或者是这回答的背后其实另有隐情，是我搞错了问问题的方式，抑或是根本就没触及问题的关键点？说实话，翻看自己的调查手记，我经常自己也不理解自己。这么难，这么苦，我为何、如何坚持下来？伴随着强烈的挫败感和被羞辱感，我都记不得我们一行是如何到达第二家夜总会的。到达第二家夜总会的时候，时间已近午夜。这正是娱乐场所营业的黄金时段。由于在第一家的“挫败”，这一次我明显“老实”了许多。现在再去回想当时的细节，已经全然记不起来。只记得这家夜总会的外部装饰得富丽堂皇，还记得大堂妈咪年龄大概在35岁上下，非常妖冶迷人。以至于提起这个人时，同行者还一再叮嘱我不要把她写丑了。我还记得当时她递上的那张不规则形状的黑色名片以及名片上烫金的三个字——柳某某（出于尊重，下文统一称柳姐）。按照先前项目委托方的要求，当地项目办官员安排柳姐配合我们工作，具体任务就是让她在这个场所内负责帮我们联系和推荐合适的被访者。利用“看门人”接触到研究对象并有效地进人田野，是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美国社会学家怀特在《街角社会》一书的附录中坦率地承认：在如何融入科纳维尔社区的问题上，他就是通过看门人——多克的介绍，才逐步展开了对社区人文社会生活的资料收集。过后看来，对于那场田野工作来说，柳姐就是在夜总会里访谈嫖客的“看门人”，某种程度上，柳姐也就是我们的多克。在《街角社会》中，多克既是科纳维尔社区土生土长的一员，又是“街角帮”的重要头目。在我们的田野中，柳姐是妈咪，也是当地项目办“安排”配合我们访谈和评估工作的工作人员。由于当时时间紧，任务重，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被指派专门负责这家夜总会的访谈和评估工作，这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每天我都要来这家夜总会，要和柳姐直接打交道。那天晚上，有一个细节我也一直清晰记得，当地项目办的一位随行人员曾经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而好心地嘱咐我：柳姐这样的人，十有八九已经感染艾滋病，让我在和她的接触过程中，时刻小心。第二天第二天晚上，按照第一天晚上和柳姐的约定，我提早来到了那家夜总会。那家夜总会的生意很好，如果去晚了，甚至租不到包厢。在我说明昨晚已和柳姐打过招呼之后，我直接租得这家夜总会的一个小包厢，之所以这么安排，主要是考虑如果转换地点，访谈的拒访率会提高。不过，这样一来，寻找合适访谈对象的工作，就只能依靠柳姐个人的说服动员能力以及她对我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十分遗憾的是，那天晚上，柳姐并没有如约出现，更不可能给我介绍一个被访者。我一个人在包厢中苦苦的等待了近3个小时，从晚上8点多一直到晚上11点多。期间，有个别服务生或者场所的保安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这可以说是我在那家夜总会遇到的最多也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尽管我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人类学博士生，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的人还是直接把我当作新闻记者来对待。那个晚上，我也尝试对夜总会的服务生和保安进行一些外围访谈。尽管我一再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与保密性，甚至出示有关方面的介绍信和调查说明，但是结果无一例外——没有人肯配合，哪怕我一再强调访谈接受会有礼品相赠。不能接受的理由总是有的，更多的是没有理由的蛮横拒绝。这让我感到十分绝望，以至于迄今都想不到一个有效地突破这层屏障的方法。那天晚上，因为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被访者，我坐在空旷的包厢内，百无聊赖。怎样才能顺利找到合适的被访者呢？整个晚上我都在苦思冥想，一遍遍仔细搜寻着记忆中可能会对进入现场有帮助的方法。但是很遗憾，怎么也想不起任何一本教科书中，有任何人曾经讨论过如何进入田野的“良策”。一切正如《天真的人类学家》中调侃的那样：永远只会听到人类学家顺利地进入田野地点，以及搜集完数据胜利凯旋的消息。至于怎么进入的田野，很少有研究者认真地提到过。当然，意识到任务的紧迫和时间的有限，焦虑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合格田野工作者的形象：让自己保持在一种自信的状态中，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胡思乱想上。那天晚上，我曾经不止一遍地想过：我是不是可以编造一些借口，逃离这次田野？比如：柳姐不愿意再配合，需要我们换场所；再比如：我家中临时有急事需要我回京，等等等等。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我坚持了下来，现在可以冠冕堂皇地总结为“战胜了焦虑和自我怀疑或者对学术研究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但是我承认，当时让我没有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担心如果我真的“放弃”田野，我的导师会不会因此对我失望，进而“放弃”我？第三天第三天晚上，夜总会的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爆，可是我的田野工作仍然是一点进展也没有。虽然我还是如约出现在那家夜总会的包厢内，但是对于如何找到田野工作的突破口，我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与前一天不同的是，这次我提前预付了接下来三天的包厢费用，而且特意嘱咐服务生上了一个果盘和几袋零食。这么做不仅要向柳姐表明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的决心，也让我看起来就是一个来正常消费的“客人”，免去场所内很多“异样眼光”。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苦等，柳姐终于现身。她向我解释说，昨天有事没来夜总会上班。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怀疑柳姐当时的借口只是一种托辞。相比而言，我更相信她昨天是故意“隐身”。她以为我会因为找不到她而主动地“知难而退”。这样，她就既不会得罪当地的疾控部门而给自己招惹麻烦，也不会因为应付我而徒增“工作量”。不过，她想不到我会如此执拗，特别是第二天我还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阵势。这样一来，为了早日送走“瘟神”，她也不得不现身了。记得第三天晚上，柳姐也确实遵守了自己先前的承诺，给我介绍了在夜总会消费的几位被访者。我借助当时的田野笔记，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印象比较深的被访者。当天的被访者中有一位应该是柳姐的密友。这个人大概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从外表上看，很像一个办公室里的小公务员。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显然，这么一个注重外在形象的人肯在那样的场合接受我如此主题的访谈，如果不是看在柳姐的面子上，断然是不可能的。想到这一点，不仅让我很快忘记了柳姐昨日的“出尔反尔”，还让我对柳姐当天的“说到做到”有了一丝敬重。记得寒暄过后，我就发现，虽然对方表面上很配合，可是私下里却十分抵触。无论我如何启发，他的回答内容基本上都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辞令。当时，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能让他卸下面具，访谈将流于形式。如何才能让对方放松下来？我努力搜寻记忆中的奇闻轶事，尤其是一些传统印象中“高大上”形象的名人的嫖娼轶事，加上我天马行空般的演绎，不断地讲给他听。慢慢地，在意识到我对“嫖娼”没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之后，对方似乎放松下来，开始吃包厢内的水果，不像刚开始时不停地抽烟。“吸烟吗？”没等我反应过来，对方已经把一支香烟递到了我面前。具体的田野工作情境中，入乡随俗还是很必要的。访谈者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与被访者互动，访谈者才会感到放心或者放松？正是因为我考虑到这些，当对方递过香烟的那一刻，我很自然地接过来，点燃，然后猛吸一口，甚至优雅地吐个线圈。因为，我知道在那样的情境中，无论何种理由，何种解释，拒绝了对方递过来的烟，不仅会破坏掉当时彼此认同的气氛，甚至也会拉开好不容易缩短的心理距离。“我和你说，我玩过一个12岁的雏儿……”虽然我对此类嫖宿幼女的行为感到无比愤慨，但是我知道，我的访谈是以还原客观事实作为前提，而不应怀揣传统士大夫济世救国的理想主义情怀。我必须努力地跳出主观情绪，以客观且严谨的态度做好纪录。如此矛盾与挣扎的心情，一开始就成了我做这类田野时的一个阻碍。遇到违法犯罪的行为要不要举报？遇到被逼为娼的人要不要相救？遇到与自己共鸣的场景要不要回应？实话说来，在我关于小姐的田野工作中，道德观念的内在冲突与矛盾，犹如家常便饭，而且这种紧张感并没有随着研究经历的增加而得到多少缓解。第四天第四天晚上，由于恰巧赶上周六日，夜总会的生意一般。由于每个包厢都规定有最低消费的限额，我便主动邀请柳姐和她的姐妹们，一起消费包厢内的酒水，并且故意点评着包厢内闭路电视中播放的稍有色情嫌疑的泳装MV……我本意是想活跃一下气氛，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用柳姐的话说，因为我的这个略显轻浮的举动，才开始让她把我当成一个“和别的男人一样的”的人，而不是一个来自北京、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医生或记者。尽管我从来也不是什么医生或者记者，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那天晚上，柳姐又找到了几个肯接受我们访谈的客人，也都是她的朋友，并直接把他们带进了我的包厢。柳姐和他们说，我是她朋友的一个朋友，是个治疗性病、艾滋病的医生，想来这里了解一些情况。她让他们一定要配合我的调查。有了柳姐的引介，尤其是她一再强调我是她朋友的朋友，是个医生，所以，当天晚上的调查进行得还算顺利。只是过后，我一直在想，那天晚上我是不是真的应该隐瞒自己的身份呢？如果我的真实身份（嫖客研究者和娱乐场所艾滋病干预项目评估专家）被暴露，势必会让现场被访者起戒心。不仅可能他们不会配合，更小心谨慎于自己的谈话内容；甚至可能都不会接受我的访谈邀请。因为，在明确知道我身份背景和调查目的的情况下，嫖客们显然不可能对我讲述更多的嫖娼细节与生活经历，所回答的内容势必是泛泛的讲述与含混其词的应付。这样的遭遇，我在第三天晚上已经经历过。为了严格忠于教科书中的研究伦理，我在那天晚上的访谈中，总是提前向被访人申明我的研究目的。但是，出乎我预料的是，接下来许多的时候，他们都是漫长的沉默。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不时提醒自己注意，被访者知道我是在了解他们的嫖娼经历时，可能会下意识的说出或做出一些情节或行为来进行伪装与掩饰，让我访谈资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可是，在一个妈咪的朋友或者一个治疗性病、艾滋病医生的身份的掩护下，这些困难似乎都能够迎刃而解，最起码不会让我的访谈进行不下去。那天晚上，还有另一件让我感到很长时间内都不知如何应对和处置为佳的场景，就是柳姐的朋友们一再地追问我是否曾经嫖过娼。记得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有点手足无措。在先前访谈方法培训和训练中，我一直期待着，受访者能表现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至少也应该是社会化的行为。从来没想过，他们会反问我是否嫖过娼。如果我回答不嫖娼，在他们眼里我就根本不该来这种地方，因为来那里的男人都是来嫖娼的。那只能证明我虚伪，至少不值得他们信任。可是如果我回答嫖过娼，那就证明我有过他们一样的经历。用其中一个人的话说就是：“既然大家都一样，那你干嘛还要问别人？”我当时想到的最好的处理方式，也许就是闪避、装聋作哑、拖延战术，让访谈在他们回答完问题时刚好结束，避免给他们正式的响应。但是，由于他们那天一直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导致了我那天的访谈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现在，很多调查方法教科书都提到访谈者应友善有礼、无偏见、言简意赅、不评论等，以便让受访者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安全、开放、没有偏见的环境中，可以放心自由地说话。另外，如何减少因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各种差距所造成的影响，在访谈者的训练中也是经常被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咨询北京中科医院是怎么样转载请注明：http://www.fslingdong.com/lwzy/348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