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照
本期《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专栏，继续邀请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作者，来给大家分享博士论文创作背后的故事。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姚泽麟博士。
姚泽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曾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刊物发表文章。
非常感谢石头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反思一下我的博士研究过程。实际上，石头老师的邀请触到了我的“痛点”，读博、尤其是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是我非常痛苦的经历，以至于现在每每想起来仍觉得“心有余悸”。
不过，回想我工作这三年，上课、写作、调查都与读博的那段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趁这个机会好好梳理、反思一下期间的苦痛与缘由，是对自己接下来学术生涯的一个交待和铺垫，也许亦可使后来者引以为戒。以下，我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对博士研究做一些回忆与反思。
一、选题的“路径依赖”
我于年秋进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实际上，我读研期间一直跟随杨善华老师做农村调查，自己的学术兴趣也主要在农村和历史方面。研二时，由于参与一个有关农村“因病致贫”的课题，我才接触到医学社会学。后来的硕士论文的部分田野资料即来自于这个课题。所以，进入港大时，我的研究计划也是有关农村的医疗问题。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
不过，入读博士课程后，在系里研讨（researchseminar）课上，梁启平（BenjaminLeung）老师质疑了我的研究计划，他觉得这个计划不足以写一个博士论文。换句话说，题目太小了。但读博时间有限（港大是四年），眼看第一学期就要结束，我于是冥思苦想，最后选定了“医生职业”的生存处境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
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题目最重要的缘起大概是因为我的高中室友，现在他是儿科医生，而当时听他讲述工作经历，并不如先前他自己、以及周围人们对这个职业的“想象”，他们认为做医生地位高、收入好、受人尊敬（中学时代，我妈也多次表达过让我学医的愿望，无奈我后来读了文科）。
实际的情况是，医生工作又苦又累又没钱，还经常被骂被打甚至被砍杀。与此同时，我也从媒体报道中看到了诸多类似情况。为什么医生的生存处境会有如此的“中国特色”？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大陆医生的处境与他们的欧美、港台同行存在如此天壤之别？这些疑问就成了我博士论文的最初想法。
但是，这只是经验层面的疑问。该用什么理论工具去分析这些情况呢？当时，我读到了在芝加哥大学读博的刘思达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关于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文献述评，从而对职业社会学这个领域有了初步的了解。其中介绍的“职业自主性”这一概念、以及由此出发对职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成为我“武装”最初这些经验层面问题的有力的理论武器。
循着这篇论文，我也开始阅读一些职业社会学的经典文献。刘老师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他后来的博士论文、以及出版的专著《割据的逻辑》）可以说是我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引路人。
于是，到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确立了博士研究的大致想法，就是要从国家控制与干预的角度来剖析医生职业的困境。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个主流看法是，医疗领域的问题是由“过度市场化”造成的，是政府“撒手不管”的结果。
但是我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探究医生职业的困境。相反，在我考虑博士论文思路的时候，我回想起在北大读研期间旁听周其仁老师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其中他分析的一个案例就是医疗领域的政府管制。他认为，不是市场化、而恰恰是政府控制和未开放医疗市场，才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周老师的精彩分析令我印象深刻，以至于时隔两三年，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也构成了我博士研究的起点之一。
二、初涉田野
博士论文的题目可以说初步确定，但摆在眼前的困难仍然不小。首先就是田野调查的可行性问题。我既没有医学背景，亦没有做医生的家人。医院？怎么找到医生？医生肯接受我的访谈吗？
带着一系列疑问，我在读博一年后回到北京进行试调查。我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路径找到田野“入口”。当时有个师妹医院做了医务社工，通过她，我见到了刘大夫。刘大夫初次见面，滔滔不绝跟我讲了三个小时，谈了医生的日常工作，也分享了他对于医患关系恶化原因的看法。
不过，他也提醒我说，医院和医生现在犹如“刺猬”，其对外界的所谓“调查”、“了解”都非常敏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医院和医生就会“缩紧”以保护自己。此外，他在访问的最后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录音，我今晚就不跟你讲这么多了”。所以我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特别注意医生这方面的“忌讳”，多半的访谈我都没有录音，而是靠事后的回忆与笔记（我记得在后来的田野过程中，每次结束访谈回住处的地铁或公交车上，我就拿着我的诺基亚赶紧记下访谈内容的一些关键词，回到住处后就尽快整理成完整的文字）。
除了师妹，我还询问老师、同学、朋友等有没有认识的医生或医学生。我甚至还在北大BBS发帖，由此找到了一位北医的同学，热心的他带着我拜医院的医生，这些医生就成了我最初的一批被访人。
此外，我还访问了一些有过就医经历的同学朋友。年的暑假，我在北京的一个月可谓收获颇丰。这是初次进入新领域的正常结果。正是在这次试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了博士论文的一个基本论点：医院是个很“奇怪”的单位，而医生还“依附”在这些单位而缺乏“自由身”。
三、田野中的关系、信任与迷失
到年年底，我回到北京，正式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博士论文调查。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进入一家医疗机构进行民族志研究，做一个深入的个案调查。但是后来我放弃了这一想法。这主要由于博士导师陈纯菁（CherisChan）的提醒。
与导师陈纯菁老师
Cheris在看到我写的初步调查的报告时，就以其极为敏锐的社会学感觉建议我，进入一家医疗机构调查不如进不同级别的几家机构调查，因为显然，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的差距极大，级别是影响医疗环境、医生的生存处境、执业行为、医患关系等状况的不可忽视的“自变量”。于是，我听从Cheris的建议，试图进入不同级别的机构进行观察，同时寻找医生、医学生、其他医务人员、患者、曾经的患者等进行访谈。
问题是如何进入不同级别的机构呢？我当然还是联系刘大夫，他答应让我跟着他出门诊。在他这里，我看到了患者的百态，体会了医患之间的不甚信任的关系，也见识了医药代表的各种策略。
后来，我又通过刘大夫的介绍，去观察了血液科的门诊。医院，医院和基层机构。巧合的是，通过一位高中好友的牵线搭桥，我联系到一个年长我数十岁的老乡。
这位老太太曾经是某医学院的领导，她对此非常热心。在跟她说明我的背景和研究意图后，她欣然答应替我联系她的学生，以便让我能够进入到某家医疗机构。经她的介绍，我认识了宋大夫，由此医院的心内科进行参与观察。我不但跟随他出门诊，而且还被允许在他主管的病房区访问患者、观察医护人员的工作。
其后，通过宋医生的介绍，医院的心内科。再后来，医院谭大夫的介绍，我去到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这样，我基本解决了田野进入的问题。
但是，信任仍是个问题，尤其是医生如同“刺猬”的大环境下。我还清楚记得年3月医院心内科进行参与观察时的情形。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早会，科主任方大夫让我跟全科的医护人员做个自我介绍。我说我是香港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医学社会学，来科里学习和体验生活，了解北京的医疗情况，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回想起来，这些介绍多少有些“正式”。随后几天，科里的医生都对我“敬而远之”，直到大约一周以后，科里年轻的童大夫跟我聊了起来。她问医院，怎么进入到杏林的，在香港读博士为什么不研究西方社会的医疗卫生体制等等，我就一五一十解释了一番。
对于最后这个问题，我解释说，我是内地去香港读博士的，是浙江人，去香港前是在北京读的大学与研究生，所以我自然就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治疗效果好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医院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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