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政舞台到贸易平台
——改革开放前后广交会的发展历程与功能转变
作者：林君仪
导师：麦思杰
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自其成立之初起便成为了中国政治经济建设的重要平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回顾广交会六十载的发展史，其始终承载着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本文通过对广交会有关史料的文本分析，在大致呈现广交会的运作机制与发展历程的同时，认为改革开放是广交会从以政治功能为主的施政舞台向以经济功能为主的贸易平台变革的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改革开放广交会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发展历程
一、引言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创办于年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承办。由此可见，广交会（CantonFair）是国家级政府主导型展览会，以国家政府为经营和运作主体。
自年起，广交会日益发展壮大。这一国家级贸易盛会对广州城市空间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学术界关于广交会的研究层出不穷。目前，学界关于广交会的讨论主要集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城市酒店空间格局、广交会存在问题与改革方向等方面。从会展经济的角度出发，罗秋菊、陶伟以广交会为例，运用回归分析法，阐述了会展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张玲、邬永强将广交会看作是标志性事件（Hallmark-event），分析广交会对广州城市饭店空间布局存在何种影响。何元贵归纳分析了广交会的意义，并指出其存在问题以及日后的改革方向。上述研究落脚点尽管不尽相同，但笔者以为，缺乏关于广交会运作机制以及关于其本质和功能的历时性讨论。
广交会今时今日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作为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成就了广交会的巨大变革和贸易成绩。这其中说明了广交会从以政治功能为主到以经济功能为主的改变，体现了广交会性质从施政舞台到贸易平台的变革，隐含的是政府职能发生着转变。
笔者以为，历时性的文本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全面、更立体地了解广交会的发展与变迁历程，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何为广交会。鉴于此，本文将以《广州日报》（年—年）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会刊》为主要史料，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在大致梳理广交会的运作机制和发展轨迹的基础上，以广交会组织机构、客商邀请、交易情况、宣传展览等为主要切入点，讨论广交会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如何在时代的变迁中此消彼长，以期重构对广交会的认识。
二、年—年：以政治功能为主的施政舞台（一）广交会的十年初创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我国广泛地开展内外交流。50年代中期，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敌对政策。彼时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并在年底基本形成。当时的特点表现为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国家垄断外贸体制。广交会正是萌芽于这样的时代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中。
自“商展会”时期以来，广交会受国务院对外贸易部（现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广东省政府双重领导。贸易业务工作由外贸部主管，行政工作由广东省主管。下面笔者将从组织机构、客商邀请、贸易成交、宣传展览四个方面说明广交会初创时期的基本运作机制：
首先，广交会的组织机构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领导委员会，负责交易会的全面领导工作；办事机构，一般包括办公室、业务机构、外事机构、保卫机构、对外宣传机构、政治工作机构等；交易团，是交易会实施对外成交的直接组织者；常设机构，由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机关以及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州对外贸易中心）构成。
从年春季广交会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广交会组织架构基本保持领导委员会——办事机构——交易团——常设机构的运作模式，尽管其中的一些机构名称有所改变，设置有所调整，但基本职能依然不变。
其次，广交会的客户邀请对象是根据各个时期国家制定的对外贸易国别地区政策，结合货源情况、销购意图以及收汇安全等因素确定的。年春、秋交易会，主要由60多个外贸专业总公司、分公司提名邀请。各提名单位在年商展会邀请客户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政策、业务需要、货源以及客户资信情况增减客户，并提出“拟邀请客户名单”送至广州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承办单位收到各提名单位送来的“拟邀请客户名单”后，进行汇总、审查，而后外贸部（经贸部）授权交易会承办单位为发帖单位，并以用邀请信的形式对外发帖。实际上，参展资格的获取亦是被动的，参展单位和参展客商全由大会组织根据国家需要而非市场需要决定，与会单位及人员没有自主申请的权利。由此可见，进驻广交会参展的方式单一而死板。
再者，在贸易方面，交易会的出口成交货源，主要是按照国家外贸计划组织供应的，而且其出口成交额也由中央硬性规定。虽然广交会在当时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经济目的，但早在年春交会就提出了“有卖有买”的做法，开展了适当的进口交易业务。与出口交易无异，各届交易会进口成交任务是根据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和计划而定，皆按照指令性计划执行。
最后，广交会的宣传布展工作最能显现其政治功能。在广交会创办早期，虽然以宣传和布展工作的特点是以出口商品宣传为中心，但是非常重视政治内容特别是外交、外贸政策的宣传。大会的宣传和布展不仅要体现中国“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外交政策，而且应着力反映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
在宣传方面，每届交易会开幕前，通过报刊刊登广告的形式对外宣布召开交易会的消息。刊登广告的报刊主要有《人民日报》，《北京周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以及澳门的《澳门日报》。广交会不仅注重商品宣传，而且重视对广交会性质、任务、宗旨的宣传。除此之外，国家经济政治形势和方针政策也纳入宣传工作的重点。年秋交会更进一步指出：商品陈列和展览应包括政治性、商品性和艺术性三个内容。—年，交易会着重宣传社会主义建设和“大跃进”运动；年秋交会以建国10年来的建设成就为宣传重点；年，广交会着重宣传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和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成效。
在展览和展馆布置方面，要求展馆及洽谈间周围必须有较浓的和平贸易、友好往来的气氛。在展台以外的地方，布置政治气氛较强的照片、图表和文字。
广交会创办的头十年，国家指令性地控制交易会的各项筹备、组织工作。组织机构的重要职位均由广东省政要担任，各机构组织严格受中央管理。客商邀请和货源组织皆由国家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决定。而对于广交会的宣传，国家将其当做是对外宣传外交政策、国家建设成就，对内宣传施政理念的工具。因此，这一时期，广交会的市场制度严重缺失。广交会所承担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相比，无疑是有过而无不及的。
（二）于文化大革命中艰难前行
从年开始，“文革”大潮席卷全国，与外商联系频密的广交会被推至了风口浪尖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广交会的组织机构发生重大人事变化，成交额也并不理想。而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深的，当属广交会宣传工作的开展和展览的布置。显然，政治因素成为了这十年间影响广交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期间的巨大变化从方方面面反映了广交会以政治功能为主导的特点，广交会逐渐成为了一个国家施政舞台。
在组织结构方面，领导委员会的人员主要由军队代表和革命代表构成。年秋，中共中央正式下文件通知：交易会由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外贸易部、中南局直属机关等单位派出的人员和外贸部革命群众组织、当地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共同组成“年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领导委员会”。此前，领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般由广东省省长或副省长担任。然而，受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事件的影响，年春季交易会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军队干部陈德（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担任。
广交会不仅在组织结构方面受到影响，其正常贸易出口也收到了严重阻碍。年夏季，广州群众组织武装占领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尽管中央实行了直接干预，但当年秋交会仍推迟了一个月才得以进行。更为严重的是，极左思潮在社会的泛滥，导致了一些传统出口的工艺品被当作“封资修”产品，被禁止展出和出口。在-年间交易会出口成交额出现停滞甚至是下降。年和年，交易额分别下降了2%和12.8%。
受当时政治因素影响最为明显的无疑是广交会的宣传与展览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交易会的首要任务。至此，广交会几乎成为了政府、党派的触角和喉舌。无论是关于广交会的新闻报道还是展馆的布置和陈列，均体现了广交会已经演变成政府的施政舞台。
通过翻阅—年的《广州日报》，笔者发现，此间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社论，写作方式基本上是“革命话语”加事件或者是毛主席语录加例子。而对于广交会开展的新闻报道也不例外。例如，年《广州日报》对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报道的标题为“在我国人民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今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隆重开幕”。
在会场布置和展馆陈列工作中政治宣传可谓是重中之重。《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22届特刊》刊登的《一九六七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一文中，对广交会会场布置有如下描述：“广场上空飘荡的红色气球悬着巨幅标语：‘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歌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大楼中央，竖立着高达四米多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各楼的陈列大厅都有毛主席的塑像或画像、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还有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人民群众的图片。”
除了展馆外广场的布置，展馆内各陈列馆也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寓意和目的。下图为年出版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22届特刊》所呈现的年秋交会展馆示意图（图一）。由该图可知，年秋交会，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增设了农业学大寨馆、工业学大庆馆以及书刊、邮票馆。与其他化工馆、机械馆等主要用作贸易洽谈的展馆大楼不同，农业学大寨馆、工业学大庆馆以向世界各国来宾展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的伟大成就为首要功能和目的。
（图片来源：《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22届特刊》）
纪程认为，国家意志的表达，构成了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新中国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需要在持续不断的建构和表达中予以强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话语”成为当时最主流的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完成政治任务是广交会的首要目的。然而，广交会的对外贸易功能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十年间，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停滞。此间，通过对广交会领导委员会进行人事调动，政府力量和革命势力大量直接地介入到广交会的运作当中，并且以政治目的为主要目标操控着广交会的整体运转。而这一政治目的主要通过广交会的宣传与展览工作得以实现。概而述之，这期间广交会政治含义大大增加，而经济功能虽不能说全无，但却极其微弱。毫不为过地说，广交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俨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革命施政舞台，其实际上所实现的政治功能要远远大于其承担的经济功能，而政府主要作为一个无孔不入的控制者角色存在。
三、年—年：以经济功能为主的贸易平台年，原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来自国家上层的变化催化了“革命话语”消解的进程，也加速了“改革话语”的推进，而且促使广交会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体现在广交会组织结构、客商参展门槛、贸易方式和宣传布展工作等方面的变化。改革开放，特别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广交会通过层层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努力向以经济功能为主的贸易平台转变。一个制度化、开放化的广交会市场趋于完善。港澳台地区作为这个贸易平台的重要参与者，对广交会市场甚至是中国经济都有着巨大的贡献。此外，以广交会这样一个贸易平台为基础，一个自发的、游离于制度外的交易市场也在逐渐形成。
（一）贸易平台逐渐形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交易会规模迅速扩大，其作为一个贸易平台的性质也逐渐凸显。这不仅体现在广交会的组织结构层面，更体现在客商邀请、贸易成交和宣传布展方面。
首先，广交会贸易平台的逐渐形成体现在组织结构上。交易会领导机构在原基础上，也一步步扩大和优化。年秋开始，陆续有广州铁路局负责人、广州民航局和广州海运局负责人参与构成领导委员会。此外，部分城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各进出口商会负责人也参与其中，领导委员会规模不断扩大。广交会在停止军代表、工人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加入领导委员会的同时，提高了商界人员的参与比例。
在客商邀请方面，年春季，交易会对客户实行有控制的邀请办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各提名单位对以往邀请名单进行一次清理，尽可能压缩邀请提名。交易会在有计划删减客户邀请名单的同时，优化来会客商。此外，随着外贸体制不断改革，越来越多的工贸相结合的公司和获得外贸经营权的生产企业，成为直接参加交易会对外成交的单位。因此，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形成的那种专门组织生产供货部门参加交易会的做法自然不存在了。这不仅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适应了外贸发展的要求。再后来，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广交会的参展条件再次被放宽。《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会刊》刊登了一篇对当时经贸部进出口司司长叶凌云的访谈录。访谈中，叶凌云提到，“原则上，凡享有外贸经营权，承担国家创汇任务并加入有关商会的各外贸企业、外经企业和生产企业，凡加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各外商投资企业，均有资格参加交易会。”时任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的齐长余在自己《跨越半世纪的执着》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广交会参展商从以国有外贸企业为主的格局转变为国有企业、外贸企业、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局面。除了对国内客商邀请的放宽，随着70年代我国不断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广交会的客商来源也逐渐多元。从原来以第三世界国家客商为主，到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客商也纷纷加入广交会。
在贸易方式上，广交会逐步实现商业化经营。改革开放以来外贸经营权不断下放至各省、市、地方。这一做法具有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广交会在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渠道的同时。其贸易方式也变得丰富多样，其中包括在国外设立贸易机构，组团出国推销商品，举办专业和地区性小型交易会等。广交会在越来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同时，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
为了提升交易会的经济功能，凸显贸易平台的作用，广交会在宣传展览工作上减少了时政宣传，增多了商品展示。《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会刊》中《更大变化的前奏——记年春季交易会》一文记录了改革开放后广交会的巨大变化。“过去十多年以来，政治宣传气氛的浓厚是历届交易会的一大特色。近一两年，这种气氛逐步减少。本届可以说更为淡薄，设立已十多年的工业学大庆馆和农业学大寨馆宣告撤销，空出来的地方辟作贸易洽谈室和陈列出口商品。政治标语亦大量减少。在展品陈列方面，一个根本的变化是：展出的商品绝大部分可以出口，不出口或只少量出口的商品不展或尽量少展。”
下图为由大公报编印的《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特刊》中所呈现的年春交会展馆示意图（图二）。在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粮油食品馆（④号馆），也就是交易会展馆进门的第一个陈列大楼专门设置了供港澳新马组、对日组、远洋组交易使用的贸易洽谈区。可见，广交会越来越重视与港澳、新马、日本等地区的贸易联系。
（图片来源：《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特刊》）
因而，不论是组织层面、客商参展规则、贸易方式，还是宣传布展方式的变革，皆体现了广交会的政治功能在降低，而经济功能随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加强。政府不再将广交会视为施政的舞台，而是努力为贸易平台的搭建创造有利条件。
（二）贸易平台的主要参与者：港澳台地区
一直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和人文历史因素，港澳地区始终和内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联系，已到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地步。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大门还只是打开一条小缝，首先带头进入内地，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成型的，就是香港商人，其中以霍英东为重要代表。70年代末以来，霍英东等港澳商人便开始成为了广交会的常驻嘉宾，出席广交会及其招待酒会。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成为香港投资的重要目标，反之，香港也成就了内地巨大的外资引进。70年代后期，交易会出口成交的主要对象是港澳地区，其次是日本、西欧共同市场、中东产油国家、美国。自广交会创办之初，港澳地区的客商是交易会邀请的重点。到会人数始终居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数之首。据统计，70年代和80年代，港澳地区的客商分别占交易会客商总人数的57%和61%，—年间，总数仍占57%。由此可见，当时尽管香港仍没有回归祖国，但港澳地区和内地的联系甚是密切，这种联系通过两地的经济往来得以维持，而港澳商人在广交会中具有极高的参与度正是实现这一连串关系的重要原因。傅高义曾指出，八十年代的香港将由商人来领导。诚然，香港商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港澳商人以巨大的制度支持和政策便利；另一方面，港澳商人亦可能成为了中国政府处理港澳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代理人。实际上，中央政府与港澳商人保持着一种互惠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地区和广交会的联系与港澳地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年4月12日，《广州日报》刊登了《一九七九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筹备就绪将于四月十五日在广州开幕》的报道，报道中写到，“为了恢复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中断多年的经济联系，这届交易会已向台湾的厂商、企业代表、贸易界人士、商会组织发出邀请。”从此，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联系逐步发展起来。同年5月8日，外贸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对台湾贸易的暂行规定》。规定认为，对台贸易是台湾回归祖国过渡期间一种特殊形式的贸易。据此，笔者推断，台湾统一大业的实现有赖于中国内地和台湾的贸易，而这种对台贸易很大程度上以广交会作为起点。
（三）从贸易平台衍生出的灰色市场
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使得广交会本身的市场体系臻于完善、成熟，广交会本身的蓬勃发展往往容易遮蔽其体系之外的市场。通过查阅广交会回忆录等文献，笔者发现，改革开放后，广交会本身的市场在臻于完善成熟的同时，一个与广交会若即若离的灰色市场也在形成。
年10月12日，广交会曾制定《关于在交易会上处理“关系户”问题的规定》。自国家下放外贸经营权和广交会放宽准入以来，一部分商人采取通过国内熟人介绍或批条子等方式，到广交会订货时，要求有关交易团、业务员给予“照顾”。对于销量高而紧俏的商品，国外经销商买不到，而“关系户”却可以买得到。不难看出，这些商人和企业运用此前在广交会所拥有的信息和人脉，在背离广交会制度规则的情况下，重建一套交易方式和价格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运用了广交会的制度却又避开这一制度，使得一个与广交会若即若离的市场正在悄然萌芽。
大约在80年代中期，广交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价格趋疲的情况下，港澳市场遭受“水货”冲击比较严重。此时，报刊便出现了与“水货”有关的报道。年10月15日的广州日报在《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开幕》这一报道中这样描述道，“自大宗商品采取集中统一经营的作法，并加强了许可证和配额管理制度，对‘水货’严加制止后，受到客商欢迎。”可以推断的是，随着外贸经营权的下放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八十年代中后期由广交会而衍生出的灰色产业链——“水货”贸易开始出现甚至是愈演愈烈。以广交会市场体系为积累客源的平台，一些参展单位和企业，避开广交会的官方途径，搭着制度的便车与客户进行经济交易，而这一不符合官方规定的贸易尤以与港澳地区的大宗商品交易为主。至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存在于广交会与灰色地带之间的，抑或着说是游离于广交会制度体系的贸易市场。
理论上来说，“水货”的出现应该会导致广交会交易量和成交额的下降。但是，反观广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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