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的司玉琢教授身着白色上衣、灰色西裤，眼神坚定专注，语调平稳有力，尽显学者的儒雅风范，丝毫看不出这位已经80岁的老人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从现场赶回办公室接受我们的专访。采访过程中，司老师风趣的话语和时而发出的爽朗笑声迅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像一位亲切的长辈，将自己与海商法的不解之缘娓娓道来，听之让人不由得心生敬佩。
问：司老师您好，您本科专业学习的是航海，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了海商法的教学与研究呢？
司：我从事海商法领域完全是误打误撞的结果（笑）。我是年进入大连海运学院航海专业学习，当时我们还是五年制，到年毕业。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都是国家单向选择，服从分配。毕业的时候我填了五个志愿，填的都是科研机构，没有想过留校的问题。因为我当时成绩还是不错的，我们都是毕业统一考试，当时是五级分制，我所有的课程都是5分，只有一门课是4分就是海商法（笑），所以毕业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毕业留校教海商法。但是我当时由于眼睛不太好，也不能上船工作，所以五个志愿全部填的是进入科研单位。但最后宣布分配结果的时候居然是留校教海商法。（为什么呢？）这个决定是当时黄廷枢先生作为伯乐的功劳，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黄先生很看好让我留校教海商法。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做学生干部吧，对于我的印象还不错，觉得我适合进行海商法教学，于是极力到学校和系里推荐我让我留校，于是就这样误打误撞开始了我的海商法教学工作。
问：您当时进行海商法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师从黄老师，那您当时主要学习的内容和教材都是什么呢？
司：黄廷枢老师[1]就是我当时的海商法老师，当时系里只有黄老师一位老师进行海商法的教学工作。其实黄老师最初也不是进行海商法的教学工作的，是一位军舰的舰长出身，进入学校教船艺和船舶操纵的相关内容，后来也是因为教学需要年让黄老师转行进行海商法的教学工作。因为之前并没有相关的经验，面临很大的困难，黄老师准备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硬着头皮开始了海商法的教学工作。黄老师最早在年开始给级的学生们讲授海商法的内容，经过三年时间，等到年给我们级学生上课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教材，是一本叫《海法》的内部教材，这本教材就是我们学习海商法的主要材料。这本书中的内容是广义的海商法，包括航行权、公海等内容，非常丰富。因为当时面临美帝国主义等国家的经济封锁，咱们的船也出不去、船队的规模也非常有限，几乎没有海商领域的相关实践，更不要说有属于自己国家海事法院和海商法了。所以当时可供学习分析的内容非常有限，黄先生只能是利用英美国家的海商法和相关实践进行讲授。由于没有相关的中国案例和实践可以研究学习，老师讲授非常费力，我们听起来也没有兴趣。所以当时学习的时候也不是非常认真，更没有考虑过将来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了，要不怎么说是误打误撞的呢（笑）。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你开始的时候越是不喜欢它吧，它就越是选择你，就这样阴差阳错之间就开始和海商法结缘了。
问：那您就毕业之后就直接开始您的海商法教学工作，您是怎样进行从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换的呢？
答：我年毕业，直接到旅顺口社教，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来是一年的时间，但一年时间还没结束就到了年，开始批判“三家村”，文革的序幕就开始了。由于处于较为敏感的时期马上就从旅顺撤了回来，接着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海商法的凳子还没有坐热文革就开始了。年1月，我开始进入宣传组作为副组长组织工作，干了大概3年左右。当时大家都轮流到学校农场进行劳动，去种稻子，我到农场劳动之后，回来就决定不回宣传组了，想回到学校的航运系进行海事的相关业务研究。年底我回到学校，回来之后还是不想研究海商法。但是黄先生仍旧不同意，因为确实没有其他的海商法老师，于是还让我继续从事海商法的教学工作。
到年初天津远洋公司需要我们学校老师对于船员进行相关的海商法知识的培训，因为当时学校不招生，远洋公司没有具备相关知识的船员了，于是没有办法，只能从学校找老师进行船员培训。当时专门指定了“金沙轮”，特别安排长航次以方便培训，短的航次差不多4、5个月，更长一些的航次差不多要7、8个月。当时是一个老师什么课都上，包括外语、海商法等一系列全部相关的内容。对于船员而言，船舶的基本操作都是源于他们的海上实践，主要是外语和海商法不是很了解。于是我还是以当时黄老师的《海法》作为教材，对于海商法的内容进行讲授。对我而言，从我年毕业到年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有从事航运的相关业务了，但是为了给船员讲课，逼着我重拾当年学习的内容，为以后继续海商法的研究进行了铺垫，这样的培训一直到了年。年开始恢复招生和上课之后，我正好从船上回来，又开始了海商法的教学工作。级第一批海商法的课程就是我来讲授的，我的海商法教学工作就这样衔接上了，可以说是正式走上了海商法教学和科研的道路。
这段实践的经验对于我之后的海商法研究确实很有好处，对于船上的实践有了直接和感性的认识，这些航运知识、航运经验确实为之后的海商法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问：之前了解到的资料里介绍说您在年到挪威航运学院进行深造，这段进修经历对于您之后的海商法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答：年到挪威学习对于我而言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对于各方面都是一次不错的提升。首先是英语方面的提升，因为我从中学开始就学习俄语，到大学之后才开始学习英语，毕业之后也没怎么练习和使用，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去挪威之前，专门进行了半年的脱产培训，主要是学习英语。到了挪威之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但学习海商法，还学习相关的管理和业务内容。两个星期学习一门课，学完之后直接进行考核，在8个月的时间里上了很多课程，学习了很多内容，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门课就是海商法。海商法课程主要讲授的是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法律制度，挪威有自己国家的海商法，北欧四国[2]也有自己的保险法。但由于海商法国际性的特征，其实与我们当时讲授的海商法内容也大同小异。
这段学习经历对于我之后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我之前虽然有过在船上的经验和海商法的学习，但是对于管理的内容完全不了解，这段时间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这方面知识的空白，形成了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我完成了以汉堡规则作为背景的进修的毕业论文《论提单责任基础的重大变革》。这篇论文主体内容是在挪威学习期间完成的，在年回国后又进行了多次反复的修改，直到年在《中国国际法年刊》进行了最终的刊登，这篇文章也是我在海商法领域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
问：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们分享您从事海商法学习和研究的经历，期待了解更多您和海商法之间的精彩故事！
口述人：司玉琢教授
记录人：姜琪
时间：年7月7日
地点：大连海事大学法学楼
注释：
[1]黄廷枢，号启予（.10.28---.11.06），福建人，我国著名航海教育家和海商法学家。年毕业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公派留学英国和德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归国抗战，先后任长江布雷中队长、大队长，阻击日寇西进。解放后任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外交部法律顾问。
[2]北欧四国：指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四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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