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九江市彭泽人。之前在彭泽县马当南龙中学工作，现为延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本文是我博士毕业论文后记，写的主要是我个人的求学与工作经历。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后记
文/张志云
作者按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曾经很多次盼望着写后记这一时刻的到来。因为可以无须过于顾及文字前后的逻辑论证以及查对引用文献的原始出处。然而，等到真正要写论文后记之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思索再三，在叙述本论文撰写经过及致谢之前，请允许我先说说我的家庭与我的求学及工作经历。
我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泉山乡（现并入龙城镇）老屋张村，这原本是一座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的美丽村庄，但由于近十年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进许多在江浙禁止开办的高污染企业，导致长江污染、空气污浊，不太适合人居住了。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母亲是农民。全家兄弟姐妹共七人，我排行老五，上面有三位姐姐和一位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母亲均生于解放前年，父亲小时候上过私塾，后求学于彭泽县第一中学，读书聪颖，年考取冶金工业部（现职能分散到国资委、钢铁工业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的江西冶金学院（地处江西省赣州市，现更名为江西理工大学），但因诸多原因未能就读。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清楚父亲当年未去上大学的真正原因。一说是当年祖父母身体不好，父亲作为长子需在家照顾；另一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祖父听闻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的传言，以为地处赣州的江西冶金学院离台湾沿海很近，一旦真的打起仗来，父亲上学会很不安全，便执意反对父亲上大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老家一山村中学任教，彭泽县第一中学建校四十五周年校庆，印制校庆纪念册，并分发至全县各中学。一次我无意中在校长办公室发现此纪念册，并查到彭泽县第一中学历年考取大学学生名单，年全校考取大学者仅有四人，其中赫然印有父亲的大名，后面写着“江西冶金学院（未读）”。我没有参加过高考，没有在大学完成本科学业，无法体会当年十六岁的父亲考取了大学却又不能就读时的内心痛苦与挣扎。父亲一生经历颇为坎坷，因上过高中，先后在公社粮站、营业所做过会计，后又在村小学做民办教师。文革结束，先在九江师范学校民师班学习，后参加江西教育学院数学专业函授学习，并取得数学专业本科学历。此后，父亲调入泉山中学（现已撤并）一直工作至退休。退休后，父亲先在彭泽县火炬中学（民办）教高中数学，后到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文成县等民办高中教书，直到前几年才返回老家。
母亲则是一个文盲，一生劳苦。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小时候就在田地里跟随外祖父母做农活。与父亲婚后种了七八亩田地，还时常开垦荒山荒林，抚养我们七个儿女。在我印象中，母亲是一个很能吃苦耐劳又极为节俭的人。因为母亲尝过没上过学、不认识字的苦头，便竭尽所能让七个子女读更多的书。大哥、大姐读到高中毕业，二姐读到初中二年级，三姐读到中师，小妹读到中专技校，小弟读到硕士研究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的老家有不少子女多的大家庭，但是能像我家一样子女都能读这么多书的家庭却是少之又少。
在众兄弟姐妹中，我必须要提到我的二姐。二姐因幼儿时未能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俗称糖丸）而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双下肢完全瘫痪。听母亲说，当年村里小孩接种疫苗是由村会计从泉山公社卫生所领到糖丸，再分发给村里小孩吃。可是村会计把糖丸领回家后，他母亲竟然把糖丸截留下来，要给她孙子慢慢当糖吃。非常可悲的是，村里一年中就有三个小孩先后瘫痪，其中包括我二姐。现在想起来，这位村会计和他母亲的做法实在可恶，因为村会计母亲截留糖丸与村里小孩瘫痪应该存在很大的因果关系。二姐从小没有练习拄双拐，一直用双手抓着一条窄窄的凳子走路，凳子都磨坏了好多条。二姐比我大五岁，我记得小时候和二姐一起做饭菜，因为二姐腿脚不方便，我就负责打米、淘米。农村做饭是用土灶烧柴火，我有时偷懒不愿烧火，二姐便要拄着凳子从灶台到灶门口来来回回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和二姐常用收音机收听诸如“小喇叭广播”之类的儿童节目。我记得二姐读三年级之前是自己拄着凳子去村小学上学，读四、五年级是用板车拉她上学，读初中是大哥骑自行车，让她坐在后椅上去上学。直到小弟出生后，二姐便从初二辍学回家带小弟了。二姐头脑聪颖、身残志坚、双手灵巧，会编织很多花样的衣裤鞋帽袜以及菜篮之类。好在二姐成年后也成家了，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店勉强度日，外甥现在也快读大学了。二姐四十岁那年，我在网上给她买了一辆轮椅，可是她家在农村，门口台阶很多，进出门使用轮椅反而很不方便，因此,二姐还是一直拄着她的窄板凳。有时我遇到困难挫折时就勉励自己，二姐从小残疾还这么努力，我一个健全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面对和克服呢。
年，我六岁时开始上小学，先后在老屋张村办小学（早已停办）和茅店小学读书；年我十一岁（没有读六年级）进入泉山中学学习。年十四岁初中毕业，在父亲的意愿之下，没有选择读高中，而是报考并录取到九江师范学校（现并入九江职业大学）学习。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考取中专、中师或者卫校，国家是包分配工作的。言外之意，初中毕业如果考上了中师，就有一个“铁饭碗”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九江师范学校入学报到时，是和父亲一起从彭泽县城码头坐小轮船去九江的，而现在长江轮船客运早已停止运营了。在九江学习三年中，我对数理化学科很感兴趣，我还记得当年因为一条解析几何曲线或者一道对数、指数证明题百思不得其解而数日寝食难安。我还担任了化学课代表，化学老师是黄淑秋老师。我读师范时年龄小、个子矮，常坐在第一排，经常留着小平头。我清楚记得黄淑秋老师有一次上课时说：“张志云同学化学作业写得很清秀，就像他人长得清秀一样。”我在九江学习比较刻苦，学期末总成绩排在全年级三百多名学生中第四名而获得过荣誉证书。年（十七岁）中师毕业后，我分配至老家彭泽县马当镇南垅中学（现已撤并）工作。
这是一所地处农村的建在山脚下的初级中学，距离彭泽县城约十公里，离最近的马当镇也有六七公里，这是我第一个工作单位。我担任很多年的班主任，给学生教过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音乐等几乎所有初中课程。我经常在周末给学生补课而没有任何报酬，我的同事们上课也抓得很紧，工作很辛苦，但是部分同事上完课后回到家常常聚集打牌，课间便围在一起谈论头天晚上的辉煌“战绩”。他们娶妻生子，年复一年地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也学会了抽烟、打牌，几乎要和他们“同流合污”了。工作之余，我参加自学考试，分别于年和年获得江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本科学历。听闻我当年的九江师范的同学很多去了九江教育学院读专科，然后考研脱离农村中学。我已经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所山村中学了，也决心要通过考研走出山沟。然而，对我而言，考研之路实在是太艰难了。
我年正月和一位同学来到省城南昌的江西教育学院一边自学英语，一边报考研究生。这是一所以提升全省农村教师学历为己任的成人高校，同时也汇聚了一大批像我这样的意图通过考研脱离农村中小学的考研大军。由于在九江师范学校未开设英语课程，我的英语只有初中水平，我花五十六元买上牛津出版社的《双语牛津英汉大词典》，先把高中三年的英语课本自学好几遍，再对照辅导书自学《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到第四册，遇到生单词便查词典。通过自学，我在这所成人高校以社会考生名义报考，竟然通过了大学英语考试六级。由于考研信息不灵通与自身学识水平不济等诸多原因，我的考研之路非常艰辛。我本科学历是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考研本想打算报考文学专业，然而有一次咨询报考南京大学现代汉语专业的同学，他指着一大摞考试书目对我说，考南京大学文学专业需要看这么多书。我看到其中有《古代汉语》，我自学考试时最惧怕这门课程，以为所有招生单位报考文学专业都要考《古代汉语》（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想法非常可笑），我惧怕了，决定放弃报考文学专业。考虑到当时考研都要考政治理论，其中有《中国革命史》，内容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想，只要熟记《中国革命史》，那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专业课也就好对付了。于是，第一年考研，我决定报考西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报考导师是社科部李刚老师。分数出来后，英语、政治、总分均上了国家线，年4月份准备复试时从南昌到西北大学拜访李刚老师，然而差额复试时，我的专业课面试不理想，被淘汰了。我的祖父也是在这段时间去世，家人竟然向我隐瞒了消息。第二年报考江西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成绩远远超过国家线，但是上线人太多，差额复试时又被淘汰。我的父亲甚至担心我因为两年复试都被刷掉会想不开，安慰我说考不取研究生也没关系，回家教教书、写写小说之类文字去发表也可以。年9月我离开南昌返回工作单位，第三年决定报考南京政治学院思想政治专业，考完感觉很不理想，年正月和同学决定去深圳打工。在深圳我频繁换工作，先后在家教中心做专职老师，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参加过保险员培训，在深圳雏鹏实验基地做带队老师，在深圳盐田区一家制版公司做普通员工，最后在一家私人老板家做家庭教师。有一次在深圳没有找到新工作就辞职，我没有住处，为了省下租房钱，我拖着箱子从关外一位同学住处转好几班公交车赶到关内南山区去找另一同学借住。我当时总感觉无法融入这座繁华都市，尽管经历了三次考研失利，我对考研依然“壮心不已”，在深圳闯荡半年后，又回到原单位一边工作、一边考研。在我落魄之际，我的很多同事们对我冷嘲热讽，故意呼我“张研”或“张博士”之类。第四次考研报考湖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分数出来后，我从单位跑到长沙去了解排名情况，结果上线人较多，我的排名靠后，连复试资格都没有。我心力交瘁，觉得考研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五次再报考江西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分数虽然又上了国家线，但是上线人数众多，录取希望不大。我决定调剂到其他学校，往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高校研招办打电话、寄材料，最终有幸被青海师范大学接纳。年4月份我赶到江西师范大学提取报考档案，从南昌坐火车硬座到西宁，前往青海师范大学参加复试。就在这次去西宁的火车上，当火车行进到甘肃省境内，我非常困乏趴在座位茶几上沉沉熟睡，挂在腰上的摩托罗拉手机被小偷摘走而浑然不知，好在装在背包里的硕士报考档案还在。我被调剂到白文固先生名下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尽管我复试表现并不理想，但是青海师范大学复试组老师还是给了我一个读书的机会。我清楚记得复试时，杜常顺老师对我说，暑假回去一定要把朱绍侯的《中国古代史》好好看看。
年9月来到青海西宁这座美丽的高原城市，来到青海师范大学跟着导师白文固老师还有魏道明、杜常顺、任奇正等老师等学习《历史文献学》、《中国宗教史》、《中国古代研究专题》、《隋唐史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为了写一篇小文章《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跑到图书馆四楼去查阅《古今图书集成》，完稿后誊写复印分别交给白文固、魏道明、杜常顺三位老师批改。记得魏道明老师细心修改后对我说，这篇文章顶多算是一则札记。在魏老师的推荐下，这篇文章得以在《青海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现在回想起来，西宁读研的三年时间，由于我年纪已经不小，真正第一次进入大学，能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我当时是倍加珍惜而且非常刻苦的，为了挣生活费（我是调剂生，三年自费），我时常在周末和晚上上门去给学生做家教。三年下来，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四——十二世纪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研究》，并顺利通过答辩。毕业前我来到古城西安参加陕西师范大学组织的招聘会，经过试讲、面试等程序来到延安大学工作。
年7月我来到延安大学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所高校，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共同建设。我先后给本科学生教《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选》、《佛教文化研究》等课程。为了挣课时费，我甚至给社会工作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教《公共伦理学》、《公共政策学》、《家庭社会学》，还给医学院学生上《政治经济学》。授课占用了我大量时间，申报项目和发表论文等科研方面我则荒废了。年9月，我担任历史学院科研秘书，协助主管院长成功申报历史学硕士一级学科点。年6月，某次和几位家长带孩子们去吃饭，饭桌上的谈话得知他们都偷偷考上了博士，我也厌烦了繁琐的办公室事务，于是决定报考博士，换换生活环境，再出去读上几年书。延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有对口支援项目，换言之，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博士招生名额之外另有部分专业和少量名额面对延安大学教师招生。由于我多年来教《中国历史文选》，当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黄爱平老师的历史文献学专业。此外，错开考试时间，还同时报考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剑光老师的历史文献学专业，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杜勇老师的先秦史专业以及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庄华峰老师的专门史专业，甚至还联系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的彭勇老师，打算报考他的明史专业（因为年中央民族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入学考试时间重合，决定放弃中央民族大学）。一年报考四所学校，年上半年，我从延安辗转于北京、上海、天津，南下北上，通过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初试，但复试被淘汰；天津师范大学复试也被淘汰；安徽师范大学因初试时间与中国人民大学复试时间冲突，故而放弃安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经过初试、复试，由于报考张剑光老师学生太多，我的排名靠后，但是很幸运能被张老师与古籍所导师组调剂给汤勤福先生。我清楚记得，在我上海师范大学复试完回延安后一周，接到张剑光老师的电话，他问我愿不愿意调剂到汤老师名下。我非常高兴，在电话里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调剂。此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待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网站公布的考试成绩、录取名单和发放录取通知书。
年9月来到美丽的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师从古籍所汤勤福先生攻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三年来，我先后修完汤勤福先生《史学研究方法论》、《宋代史学史》，戴建国先生《宋史专题研究》，张剑光先生《隋唐五代历史文献》，燕永成先生《宋史史料学》等专业课程。在导师汤老师指导下，成功申报了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项目“宋代礼制研究”，参加了由汤老师组织分别在西北大学和云南大学召开的古代礼制学术会议，此外，还应邀参加了西北大学“唐宋政治与社会”全国博士生论坛和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史学论坛。而这些学术活动是我此前在延安大学几乎是不可能参与其中的，这也说明身处一个浓郁的学术氛围对提升自己是何等重要。
对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本想写北宋末期的“靖康之变”或者宋代继承制度，后者则包括皇位继承、爵位继承和财产继承。进校没有几天，汤老师电话约我到东部文苑楼八楼办公室谈论论文选题。得知我的想法后，汤老师明确告诉我宋代继承制度已经有云南大学一位博士写过了，并建议我以“宋代官方礼制研究”为选题，并指出宋代礼制前后产生数次变化的历史时期：宋仁宗时期、宋徽宗时期以及南宋中兴时期，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这些时期官方修定了礼典《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和《中兴礼书》。我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一头雾水，古代礼制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要想写成断代礼制史的学位论文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或查阅《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考虑到宋代礼制中“五礼”内容过于庞杂，我自忖无力驾驭，即使草草写成，也一定是很表面的粗线条式的文字，因此决定只写其中的宋代嘉礼。当我把想法告诉汤老师后，老师担心我选题过小，怕完成不了二十多万字的份量，建议我研究宋代吉嘉二礼。在随后的资料收集过程中，我发现即便是宋代嘉礼，其内容仍然十分丰富，足可以写成一部皇皇巨著。最终我把论文题目定为《宋代嘉礼研究》，开始论文的结构设计以及撰写选题报告。在年元月论文开题时，古籍所诸位老师给我提出很多建议。此后，整个年尤其是下半年着手撰写论文初稿，年元月完成初稿并参加预答辩，又得到古籍所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见。这篇论文的正文加注释尽管有二十八万字，但我深深知道，由于自己的学识与学力的局限，宋代嘉礼依然有许多问题，在我的论文中非但未有提及，遑论有什么深入研究了。因此，我想毕业后如有可能，我争取尽早把本文没有涉及到的宋代嘉礼部分进行补充完善。
最后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首先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的汤勤福老师。我本是报考张剑光老师的研究方向，后被推荐给汤老师，让我能早日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接受各位老师的教导。否则，我就要回去再奋斗一年甚至更多年了。汤老师工作非常繁重，每年招收的博士后、硕博士多达五六名，他不仅要给我们认真上专业课，而且对我们上交的读书汇报和小论文、毕业论文、出站报告要反复精心修改，细致到引文标点符号的标注是否规范。我常常在深夜甚至凌晨收到汤老师的电子邮件，由于我撰写论文不注意细节以及自不量力地与学者们商榷，被老师多次严厉批评，这让我懂得一个人要有虚怀若谷的情怀。其次要感谢古籍所的戴建国老师、张剑光老师、俞钢老师、燕永成老师，各位老师不仅给我们讲授专业课，而且在论文开题和预答辩等环节，都给我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建议和修改意见。此外还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周晓薇老师，周老师对隋唐碑刻文献深有研究，我曾经写过一篇《五代渤海高公夫人王氏墓志考辨》的小论文，我给她发邮件，希望她能给我提提建议，她很快就给我回复并提出了很多意见，此文最终在《北方文物》得以发表。另外对于我的家人，无论是居住在老家的年迈父母，还是这几年帮我照看孩子的岳父母、我的内人都是我必须要感谢的，感谢你们能让我安心完成学业。这几年在我奔走于上海、延安、九江彭泽三地而偶感疲惫之际，每每想起你们，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坚定我要按期完成学业的信念。此外我的两个孩子张芷萱、张健安是我非常愧对的，由于这三年我大多时间待在上海，没有尽到父亲职责陪伴在他们身边来照顾他们。我刚去上海时，芷萱还在她外婆家读三年级，现在已经是延安大学附小五年级学生了，我能感到这几年她和我关系似乎有些疏远了。健安在我参加博士入学考试期间的“五一”劳动节出生，昨天在延安我们陪他度过了欢乐的三周岁生日，同时也不禁感叹岁月如此匆匆。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师门沈叶露、秦军师、颜信、汪子骁、赖少伟等同学，还有古籍所的赵玉平、伍纯初、郝怡、林云鹤同学，以及历史学院历史地理专业的杜成材同学，感谢你们在上海给予我诸多帮助以及陪伴我度过紧张辛苦而又快乐充实的难忘时光，忘不了我们午饭或晚饭后一起漫步在东部操场或者学校附近的康健园，忘不了我们时常一起在文苑楼会议室聆听学术报告。
暮春时节，延安大学校园的日本晚樱和牡丹花竞相绽放，再过两周我就要赶回上海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了，遥远的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园想必现在已是花团锦簇、景色宜人。置身美丽的风景，不禁让人心情舒畅，多么希望自己的毕业论文答辩能够顺利，按期完成学业！
张志云
年5月2日初稿成于延安大学图书馆
年6月6日修改于上海师大东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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